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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樊和平:伦理道德问题影响意识形态安全
发布时间:2014-05-05         浏览次数:457

 

 

    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尤其是诸社会群体之间伦理关系问题—伦理问题演化为对主流群体的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危机导致大众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领袖缺场—思想领袖缺场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当前我国伦理道德领域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它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互动呈现何种态势?国家重大项目组在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省(区)所进行的全国性万人大调查的信息,呈现出以下轨迹和态势: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尤其是诸社会群体之间伦理关系问题——伦理问题演化为对主流群体的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危机导致大众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领袖缺场——思想领袖缺场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认识解决当前我国伦理道德问题的意义,建立“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战略联盟”,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伦理道德正由多元向二元聚集

  调查数据表明,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已经不是简单的多元多变,而是由多元向二元积聚形成的“二元体制”,其表现是两种相反的认知和判断截然对峙。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市场经济道德占40.3%、西方道德影响占11.7%、意识形态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占25.2%、中国传统道德占20.8%,四元素大致构成一个梯形结构。其中,市场经济道德和西方道德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精神元素,两项之和占52%,而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之于改革开放中相对不变的元素,两项之和占46%。这一数据表明,在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结构形态中,“变”与“不变”的元素大致相当,伦理道德领域已经从“多元多样多变”逐步发展到“变”与“不变”的二元聚集。

  二元聚集的特质在关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义利关系、发展与幸福的关系、正义优先与德性优先等一系列兼具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双重意义的问题上也得到体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伦理道德状况的判断。在“你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满意吗”的多项选择中,75%表示对道德状况满意或基本满意,满意的理由是道德自由,或“虽不尽如人意,但正变得越来越好”;但另一方面,超过73%对伦理关系或人际关系的状况不满意。道德上基本满意,伦理上不满意,两种选择截然对峙,出现“伦理—道德悖论”。

  “变”与“不变”的共存,带来我国伦理道德领域最大也是最深刻的“中国问题”,是“道德走向现代、伦理守望传统”的反向运动。“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是哪些?”被选择的“新五常”排序是:爱、诚信、责任、正义、宽容。“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哪些?”被选择的“新五伦”排序是: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朋友。在道德规范方面,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五常”相比,“新五常”中除爱、诚信两个德目勉强可与“仁”“信”相通外,其余三个德目都已经明显具有现代性特征,变化率达60%。但从伦理来看,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传统“五伦”相比,“新五伦”的变化率只有20%,其中高居前三位的都是家庭伦理关系,夫妇关系上升到第二位,唯一变化的是“君臣”所表征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被置换为同事(同学)的社会关系。

  伦理道德问题正在向意识形态危机演化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演化为大众意识形态问题。演进的轨迹是:道德问题通过伦理信任和伦理信心,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你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什么人最不满意?”江苏、广西、新疆三省(区)两次共2400份问卷抽样的结果表明,多项选择的数据排序竟然完全相同:75%不满意政府官员、49%不满意演艺娱乐圈、34%不满意企业家,其中对政府官员不满意高居榜首。这组数据的严峻性在于,在政治、文化、经济上分别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群体,其后果便是伦理信任和道德信用的丧失。

  面对社会的信任危机,社会大众将希望的目光投向谁?在“对你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什么”这一问题上, 三省(区)、六大群体的选择依次是:选择知识精英的有48%、选择党政官员的有25.2%、选择工商界精英的有17.4%。其中,知识精英在三省(区)都高居榜首。然而,另一信息却再次让公众失望,知识精英“不了解现实”,也没有充当思想领袖的担当和抱负。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思想领袖的缺场。

  伦理信任的丧失、思想领袖的缺场,最终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当我们的宣传与国外思潮发生矛盾时,你相信哪个正确”这一问题上,64%的企业群体、61%的公务员、44%的农民,选择“相信国外正确”。可见,情势之严峻已经可能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这无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启示与战略建议

  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二元聚集与互动轨迹表明,价值共识的生成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价值共识的质量互变点出现,国家意识形态干预的敏感期和战略机遇期到来。

  第一,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理念,建立“伦理道德—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体化视野和一体化战略,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伦理道德问题。个体道德生活的危机必将演化为社会关系中的伦理信任和伦理安全的危机,日益蔓延的信任危机既是“精神”危机,也是社会危机,并最终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第二,“十字路口”的机遇意识和机遇战略。二元聚集的“十字路口”是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敏感期,也是最佳的干预期。当前我国大众意识形态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三大基本共识,即理念共识、政治共识、问题共识,具体表现于意识形态态度、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以及对于“两极分化”和“腐败难以根治”的“问题共识”,在此基础上可以培育和生成其他社会共识,建构核心价值观。

  第三,“中国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四元素中,市场经济道德占40.3%,西方道德仅占11.7%,这说明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所遭遇的问题根本上是内生的,将“中国问题”一味归之于西方文化影响或所谓“全球化”的冲击,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用西方理论或西方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只能是“西方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

  第四,建立“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战略联盟”,共同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调查显示,在全社会信任危机的背景下,知识精英成为思想行为的第一影响力群体,但同样的调查表明,知识精英并不具备充当大众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领袖的条件和自觉。根据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规律、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动向以及中国社会思想领袖缺场的新特点,必须建立“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战略联盟,在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方式诸方面长远地谋划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共同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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