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新诗学者风采”专栏头条刊发《为诗消得人憔悴——新诗研究者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珂教授访谈录》。王珂教授认为新诗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新诗诗体研究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的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功能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他主张把教师当成事业，把学问当成生命方式及生活方式。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绝不为修身养性做学问，绝不为高谈阔论做学问，一定要把所学知识回报给社会。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做学问，都要求自己带有“诗人”的激情和年轻人的“热情”，重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和“高峰体验”。他提出教育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大学教育的六大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健美身体和丰富情感。
附录全文：
为诗消得人憔悴
——新诗研究者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珂教授访谈录
王珂，王觅
（1.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6；2.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是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这种特殊文体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新诗研究重在新诗诗体研究，而新诗诗体研究实质上是对诗的本体的研究，因此新诗诗体学研究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因此新诗诗体研究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的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功能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目前新诗诗体学研究虽然局部已取得较大成绩，但是新诗诗体学在理论上还存在缺乏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新诗；诗体；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研究；
王觅：王教授您好！您在年轻时很喜欢莱蒙托夫的两句诗：“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如今您早过了“不惑”之年，还有两年就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可以总结一下您的生活态度、学问方式及处事方法吗？
王珂：从12岁写诗到现在，我一直把“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作为座右铭。几十年来，也是这样做的，写诗和研究诗给了我百味人生。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作为大学教师，我主张把教师当成事业，把学问当成生命方式及生活方式。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绝不为修身养性做学问，绝不为高谈阔论做学问，一定要把所学知识回报给社会。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做学问，都要求自己带有“诗人”的激情和年轻人的“热情”。重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和“高峰体验”。做学问追求三大快感：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大胆立论的快感；旁征博引、钻故纸堆小心求证的快感；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研究学术问题来反思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的快感。
王觅：您的著作显示您的研究方向非常专一，主要是新诗研究，特别是诗歌文体学的诗体研究。但是从您发表的几百篇论文看，您的研究方向又十分广泛。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评价参考系统的“作者检索”中填入“王珂”，查看近十年（2002-2012）在国内发表论文在同行中的排名、引用等情况，学界王珂有同名，主要是您的文章。检索结果显示：“王珂”在中国文学排名70位，文艺理论排名412位，世界文学排名581位，论文被引用排名630位。在中青年学者中，这些数据都是相当靠前的。很多文章还没有被中国知网收录，如发在大陆外的文章。请问您的主要专业及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珂：在学术规划及研究方向上，我坚持基础理论与社会应用研究结合，所以把自己定位为三位之一的诗论家、三分之一的诗歌史家和三分之一的诗评家。主张深度与广度相互支撑，广度更可以支持深度，深度可以保证在某个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如我花了20多年时间做诗歌文体学研究，出版专著五部：（《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2001年），61万字，宏观探讨了中外诗歌文体及代表性诗体的生成原理；《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2004年），21万字，微观探讨了新诗诗体定型难的原因；《新诗诗体生成史论》（2007年），58万字，重点探讨了新诗诗体生成与流变的历史及原因；《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2008年），39万字，较全面地探讨诗体的概念和影响诗体进化的各种因素；《新时期30年新诗得失论――当代新诗诗体、技法、功能及生态综合研究》（2012年），45万字，对新时期新诗的诗体、技法、功能及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综合研究。新诗诗体研究这口“井”我还准备挖几十年，最终目的是建立有体系的“新诗诗体学”。我尤其想在创新意识引导下，采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进行新诗文体与新诗技法研究。
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的做诗信条产生的，新诗革命是一场极端的“文体大解放”运动。所以有人认为古代汉诗有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如格律诗体和散曲，现代汉诗根本就没有诗体，研究诗体也是可笑的。著名新诗学者叶橹先生甚至认为“重建诗体是一个伪命题”。也有新诗学者主张诗体重建，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策略。如1997年骆寒超先生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走律化之路的，应把律化之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在约束中显自由，在自由中显约束。2009年他还认为新诗坛要鼓励大家既采用回环节奏型形式写格律体新诗，也采用推进节奏型形式写自由体新诗，尤其要提倡写这两大形式体系综合而成的兼容体新诗。2012年吕进先生提出新诗的“三大重建”：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谢冕先生2012年4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现在很多诗歌没有章法，他认为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近年在大陆有一批坚决主张新诗格律化的学者诗人，如周仲器、黄淮、万龙生、王端诚等，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我不是格律派，也不是自由派，我主张新诗建设准定型诗体，更重视诗体的视觉形式而不是音乐形式。我对诗体的定义是：“‘诗体’特指诗的‘体裁’、‘体式’的规范，即从‘怎么写’上来考察诗的形式特征，指的是‘诗人所运用的言语结构’，即通常所说的诗的‘形式’（form）。……狭义的诗体指任何一首诗都具有的外在形态及表面形体。广义的诗体指在诗家族中按形体特征划分的具体类型，即非个人化的、具有普遍性的常规诗体（常体），……诗体更多是指约定俗成的诗的常规形体，如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即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具体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我越来越坚信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新诗史是新诗诗体学的成长史，新诗革命并未革掉“诗体”，“诗体之争”消解了诗体建设的力量，也促进了新诗诗体学的发展。目前新诗诗体学存在理论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局部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诗体研究实质上是诗的本体研究，新诗诗体学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新诗文化学、新诗政治学、新诗传播学、新诗诗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只有重视诗体理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坚持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诗体、诗体决定价值的方针，将基础理论研究、诗体史研究和优秀诗体的推广研究有机结合，新诗诗体学才能成为显学。
为了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近年我一直在做“新诗理论基本问题创新研究和交叉研究”课题。以诗体、语体、意象和功能研究为重心，探讨新诗的基本原理和创作技法。以诗体、语体（诗家语）、意象为关键词，建构诗体理论、语体理论（诗家语理论）、意象理论，总结诗体技法、语体技法和意象技法，探讨功能与文体关系和新诗文体价值，建立新诗的功能理论及写作伦理理论。回答“何为新诗”（新诗的文体特征及语体特征）、“何为新诗诗体和语体”、“新诗诗体和语体如何生成演变”、“汉语现代诗与西方现代诗的关系”（中外“自由诗”的差异）、“新诗与古代汉诗的关系”（两者的“诗家语”和诗体的异同）、“如何巧用意象”（口语诗与意象诗的创作技巧）、“新诗有何用”（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的利弊）等问题。
同时我还做新诗生态调查研究。开始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大陆地区，两年前扩展到两岸四地，现在延伸到全球。华人文化记忆、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保证了文体的连续性，但受所处地区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甚至汉语普及程度的影响，也出现了文体差异。研究新诗在海内外不同地区的变异融通和诗人的地域性特征，特别是比较两岸四地，尤其是大陆和台湾的新诗文体，具有重要的诗歌意义，可以提出新诗文体及诗体构建策略，还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有利于大中华文化的建设和华人世界的沟通，为地区间的政治文化交流提供经验。我最近做的课题是：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外文体学，尤其是诗体学理论指导下，把新诗视为多元发生的文体，以诗体为点，以文体为线，以生态为面，以汉语为体，全面深入呈现新诗，特别是当代（1949-2014）新诗的全球风貌，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构建策略，尝试建立全球通用的新诗诗体学理论。主要做两件大事：一是联合海内外40多位教授编选《新世纪新诗一百首》，由各位新诗教授各自选出100首诗，合并后按同一作品重复的多少确定出前1000首诗，再匿名交给各位教授选出100首诗，再按重复得票的多少确定出100首诗。二是全球新诗500人访谈，把录音录像留给后世，计划访问100个诗人、100个诗歌理论家、100个诗歌编辑、100个诗歌教育工作者、100个诗歌读者。有诗友说这是王珂的“五个一工程”。
除学术规划有些贪大求全外，我的研究涉及学科多还有四个客观原因：一是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专业变化大。从外语系到中文系，从中国各体文学到文艺学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二是我的职业变化大，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西部文学研究所、中文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及中文系任教。在专门的文学研究所、写作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过，招收过中国现代文论、中外现代诗歌、美学、西方文论、文学教育等多个方向的硕士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文艺学文艺美学、文学批评的博士生。
王觅：您很坦率。在学界，有人称您为“劳动模范”，您的写作总量及科研成果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异议，有人说您重数量轻质量，如2003年，您发表了50余篇论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吗？能概括您的成果吗？论文代表作有哪些？
王珂：我也相信“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说法，主张做学问要有精品意识，要做“顶天立地”的大学问，相信“文章千古事”，要出可以传给后世的不朽之作。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仍然觉得学者在年轻阶段有必要追求论文的数量，写多了自然会追求质量，质量也会渐渐提高。所以我受到“非议”时，总是自我“安慰”说“我有文章总比没有好。”1999年到2004年，我在北京读博士与做博士后，真的做到了“潜心学问”，“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不关心”，读了上千本书，写了各类文章300多万字，发表了130余篇论文，出版了一部60万字的著作。2003年发表了57篇文章，也有特殊原因，那时正值非典，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做博士后，50多天没有办法出门，整天“闭门造文章”。那些文章也不全是那一年写的，很多是在前两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的。
我共出版发表著作、论文、散文、诗作及译作约600多万字。从1988年起，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诗探索》、《台湾诗学季刊》、《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南方文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等近百家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转摘。代表论文有：《冰心、泰戈尔、日本俳句》（1988年）、《议建构多元文学格局》（1993年）、《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1996年）、《女性诗歌：一条渐宽的河流——外国历代女性诗歌概观》（1997年）、《论打油诗的文体起源、特征及价值》（1997年）、《论诗美的构建与欣赏》(1998年)、《现代汉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及理想构建》（1998年）、《并非萧条的90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1999年）、《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2000年）、《大众文化亟需“身份确认”》（2001年）、《八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四种抒情方式——兼论新世纪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出路》（2002年）、《现代诗学视野中的刘勰诗体进化论》（2002年）、《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轨迹及生成特点》（2003年）、《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2004年）、《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2004年）、《论意象派诗歌不是表现主义诗歌》（2007年）、《学养、技术、难度、高度――新诗人与“不学无术”无关》（2007年）、《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诗体》（2007年）、《新诗30年的五大成就与五大问题》（2009年）、《新诗应该守常应变》（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被遮蔽的优秀诗人黄药眠》（2010年）、《论回族诗人木斧书信诗的功能和价值》（2011年）、《今日大众文化狂潮下精英文人的介入方式》（2011年）、《论巴赫金狂欢生成体裁改良主义文体进化观》（2011年）、《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2012年）、《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2012年）、《两岸四地中生代诗人的诗体意识及诗体理论比较分析》（2012年）、《论新诗诗美的构建》（2013年）、《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的缘由、意义及方法》（2014年）。从这些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我的研究领域较广，却是以新诗研究为中心的。
王觅：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你认为自己是高徒吗？您的导师是名师吗？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导师对您的影响。
王珂：尽管我很自信，却不敢自认为是老师的“高徒”，他们的弟子很多都比我优秀。但是我的导师都配称“名师”。在求学路上，我非常幸运，生于书香家庭，物质贫困，精神却富有，真正是“诗意的栖居”。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光，1978年中学上的是全区开办的第一个重点班。1987年学士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论文《中外爱情诗比较研究》（英文写作，5万字，邹绛教授指导）；1990年硕士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各体文学研究专业，现代诗歌创作研究和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向（导师方敬教授、邹绛教授、吕进教授，硕士论文《散文诗，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论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及文体价值》，8万字，邹绛教授指导）；200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学的基本原理方向（导师童庆炳教授，博士论文《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研究》，18万字）。2004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导师吴思敬教授，博士后出站报告是《新诗生成史论――新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诗歌背景》，20万字）。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和三位研究生导师。中学语文老师叫陈安琥，因爱国参加抗美援朝，不幸成为战俘，坚持回国却受到政治迫害二十余年。他爱生如子，在学业上非常苛刻，在他的强迫下，我背诵了大量课文，写了很多作文。语言智能及记忆力都得到了较好开发。
在学术上，研究生导师对我的影响巨大。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人生境界，有一种面对任何学生都“永不放弃”的教育境界，有一种既能引导“英才”更能纠正“怪才”的教育能力。这种“永不放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责任感，一种父亲般的勇于承担，敢于管理，一种母亲式的真情关怀，善于管理。这种方式沿习了中国传统的“师徒制”教育方式，又吸收了现代教育的民主观念，使现代社会“商业性”的师生关系真正变成了“亲情性”的“父子”关系。所以每次见到我的硕士生导师吕进老师、博士生导师童庆炳老师和博士后导师吴思敬老师，都会产生见到父亲般的“亲切感”和“依赖感”，甚至还会有想“撒娇”或者“恶作剧”的“天真”念头。
在治学方法上，童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2001年10月19日，他在《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的《序》中说：“我阅读全书感到王珂治学的谨严与锐利，谨严，是说他的著作搜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这里有求实之心，没有虚玄之论，并且对问题的方面都作了周详的考虑；锐利，是说他的著作，不囿于陈言旧说，有学术创新的勇气。这两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读博士前，我的锐利远远多于谨严。从此以后，我时刻牢记他的“谨严与锐利的结合构成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的教诲。
王觅：您的导师肯定影响了您的教学。您2001年任硕士生导师，2007年任博士生导师，培养过多个专业的研究生，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请谈谈您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带研究生的方法。
王珂：在教学上，我牢记三句话：一是我家从教祖训的“学生至上”，二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先生的“上课是教师的节日”，三是北大孔庆东教授的“绝不跪着教书”。理想是将严师、名师和慈师合为一体。在生活上与感情上对学生宽容甚至溺爱，学生称为我“爱小鸡的母鸡”，甚至有人叫我“小爸爸”。但是在学业上，在管理上，我又绝对是“魔鬼教练”。
我主张教育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大学教育的六大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健美身体和丰富情感。情商与智商同样重要。庆幸的是诗歌教育对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丰富情感很有帮助。所以我特别热爱我的大学教师职业，尤其是诗歌教授职业。
王觅：中国古代文人推崇“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您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您是不是喜欢“漂泊”？
王珂：我的生活空间跨度确实很大，1966年到1990年在重庆，1990年到1996年兰州，1996年到1999年在福州，1999年到2004年在北京，2004年到2013年在福州，2013年到今天在南京。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曾说漂泊是一种享受，因为它可以给人自由。我只是部分赞成他的观点。其实我长期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代人信奉“苦中作乐”，尤其是有诗相伴，一直写诗和研究诗，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相反还促进了我的事业。这种生活至少给我带来了三个好处：一，独处让我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做学问。我从小都不被大人认为聪明，我从来都很勤奋。我从来都是工作10多个小时，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二，让我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让我的研究很“接地气”，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如我做诗歌疗法研究就是为了让诗歌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作用。新华社曾报道过我在安徽做诗歌疗法讲座。三，让我对诗歌生态，特别是地域诗歌了解深刻。所以我近年研究的一大重点就是新诗生态及功能研究，总结出“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的新诗文体研究策略。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真愿意“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曾经认为一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文人、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或“象征”。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文人与诗的关系太密切了。
王觅：王教授，在您的科研经历中，有比较重要的事件吗？您经常用“1/3”来分配您的精力？能具体讲一讲吗？
王珂：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是1988年，在《文学知识》1988年4期上发表了研究新诗小诗起源的《冰心、泰戈尔、日本俳句》。第一次有影响的论文是《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2期上的《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发表时被当成重要作者配了相片和简历，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是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的《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是国内较早研究网络诗歌的文章，被《新华文摘》2004年10期转摘。
我的学术写作经历了从激情写作到冷静写作的转变。早期几乎都是激情式写作。如发表于《当代文坛》1993年5期的《议建构文学多元格局》第一段所示：“文学正面临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商海中的文学向何处去?现实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已被抛入近四十年来最尴尬的境地。利剑高悬头顶。这就是文学的现状。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学要遭受灭顶之灾的时代。相反，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文学的自由时代来临了!”在文章中还提出：“诗不必通俗到‘老少皆宜’，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诗歌。新诗是青年的文化，似乎没有必要附加一项争老年读者的奋斗目标。”在1991年为此还专门翻译过一篇《摇滚乐在美国》的文章，第一句就是“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999年读博士后，更醉心于“掉书袋”式“考据式”写作，甚至把论文写成“言必有出处”的“资料汇编”。但是每年都会写几篇“激情文章”。
近期发表的观点较新锐的文章是《东南大学学报》2013年4期发表的《论新诗诗美的构建》，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5期“学术卡片”栏摘发。原来的题目《技巧美>形式美>内容美——未来新诗诗美的构建方针》更能呈现观点，被编辑改掉了。这篇论文主要观点如下：诗美是一种艺术美，是诗在人世间存在的首要条件，构建诗美是诗人创作的首要任务。不同时代的诗美有共同之处，如音乐美；也有差异，如古代汉诗重视描写美轻视抒情美，重视音乐美轻视排列美，重视意象美轻视直觉美，重视书面语美轻视口语美。百年新诗又反其道而行之。未来新诗的诗美必须解决这些矛盾，减少古代汉诗与现代汉诗的对抗。但是仍然偏重排列美、直觉美和口语美。技巧（如何写好）、形式(如何写)和内容（写什么）是产生诗美的三要素。技巧美、形式美、内容美是诗美的基本元素。在诗美构建中，技巧大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
在科研理念甚至职业定位中，我确实喜欢用“1/3”。如过去、现在和未来，学者、教师和作家，诗论家、诗评家和诗人，我都力争各占1/3。
王觅：您的研究核心在诗体研究，采用的是四面合围的方式，将生态、功能、文体、价值结合，因此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有的观点还与时俱进，如在不同时期给新诗下的定义就不一样。您能不能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
王珂：尽管黑格尔说给诗下定义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当代还是有人给新诗下定义，如何其芳先生在1954年给现代格律诗下出定义是：“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吕进先生在1982年的定义是：“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
我2000年在《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发表的《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认为：“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在《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发表的《今日新诗应该守常应变》认为：“新诗包括内容（写什么）、形式（怎么写）和技法（如何写好）。内容包括抒情（情绪、情感）、叙述（感觉、感受）和议论（愿望、冥想）。形式包括语言（语体）（雅语：诗家语（陌生化语言）、书面语；俗语：口语、方言）和结构（诗体）（外在结构：句式、节式的音乐美、排列美；内在结构：语言的节奏）。技法包括想象（想象语言、情感和情节的能力）和意象（集体文化、个体自我和自然契合意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新诗观：新诗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
我的很多研究结论都与众不同，如“图像诗研究”认为“诗是视觉的艺术”，人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图像诗具有纯形式价值，推翻了“内容大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传统文学观，还为新诗史上的图像诗人鸥外鸥平反。“打油诗研究”肯定了艺术的游戏价值，否定了它是一种低俗的诗体。“女性诗歌研究”肯定了身体写作的政治意义，强调女诗人写作的性别意识。“地域诗歌研究”强调对诗人的影响区域文化大于地域自然，反对夸大“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人”。“海外港台诗歌研究”重视文化记忆及空间观念对创作的影响。“散文诗研究”既将散文诗当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也强调它的抒情性，不极端割裂它与诗的关系。“巴赫金研究”重视他创立的狂欢理论、对话理论及复调理论的产生背景，认为这些理论与他当时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有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刘勰研究”认为“感物吟志”是情感伦理化的手段，是保证诗人温柔敦厚地做人的做诗方式。“诗歌疗法研究”主张诗疗大于诗教，兼顾低级情感与高级情感。总之，没有新观点我不愿意写文章。又不愿意被称为“新锐理论家”，坚持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肩膀上，不能急躁冒进。所以我的论文写作方式总体上偏向保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王觅：你们这一代新诗学者都有共同的经历，先写诗，后读诗歌研究生，最后当上诗歌教授。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王珂：写诗无法成谋生的职业，当年考诗歌研究生的目的是以为读了研究生后不仅有可以写诗的稳定职业，还可以写好诗。理论学习对创作思维是否有负面影响在此不论。但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职业确实影响了创作，至少在时间上无法保证。受父亲影响，我初一开始写诗，先写旧体诗，后写新诗。铅字处女作《笑》发表于重庆江北县文化馆办的铅印小报《华蓥山花》第二期（1986年4月），写于1981年4月的期中考试考场上，做完考题后无事可做，便写诗。在省级刊物发表的第一首诗是《观海》，刊于辽宁省文联主办《当代诗歌》1988年12期新诗潮。写于1987年11月6日。我的诗，特别是早年的诗很自我，甚至是我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的记录。《笑》写我经过一条小河发现小桥断了填石做桥的好事，《观海》记录了我初恋失败后的感受。“回首也有甜蜜/遥望仍有知音”借用了莱蒙托夫的诗“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
大学本科四年（1983－1987在西南师大）对诗更是痴迷，写诗本随身带着，完成了《追求集》、《困惑集》、《浪荡集》、《幻灭之春》和《希望之春》五部诗集共600多首诗，完整地记录了一个男孩在追求中困惑，困惑后浪荡，浪荡后幻灭，幻灭后新生的“成长”过程。对异性的爱慕（还不能完全称为“爱情”）是此期最重要的抒写内容，完整记录了爱的萌发、爱的朦胧、爱的欣喜、爱的迷狂、爱的绝望等爱的历程。硕士期间（1987－1990在西南师大）完成了《幽灵启示录》200多首，博士期间（1999－2002在北师大）完成了《无聊集》30多首。硕士毕业后在西北师大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是我的创作鼎盛期，从1990年7月到1992年7月，我完成了《人在旅途》三本诗集共400多首诗。几乎每天都有写诗的冲动，有时一天写三首。1992年以后就写得很少了，20年写了50多首。发表得更少。主要有《荒诞的感觉（外二章）》、（散文诗《绿风》1995年1期）、《歧途》（《绿风》1996年期）、《拆字拆出的梦幻(三首)》《朔方》2004年7期、《春天的情书(组诗)》《星星诗刊(上半月刊)》2007年8期、《独卧江滩》（《诗潮》（2008年10期）等。我的诗歌研究力求客观，我的诗歌写作很主观，我一直把诗当日记写，把写诗当成心理治疗的手段。所以不愿意公开发表诗作，对自己的诗的质量还是很自信的。
王觅：从1985年参加全国性的新诗研讨会“重庆新时期新诗研讨会”开始，您一直在诗坛，参与了多次诗坛论争活动，经常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或者说，作为诗评家，您始终“在场”，并发尖锐的声音。在这些论争中，一方面您显示出“学院派”的严谨和求实，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您作为诗人的激情甚至偏执，您甚至还获得了“新诗城管”和“学术警察”的称号。您能讲讲这方面的经历吗？
王珂：十多年来重要的诗歌事件及论争我几乎都参与了，很多观点都与众不同。如2003年主流文坛批评身体写作时，我认为诗歌中身体写作是个人化写作的一种，是有意义的，它的出现有必然性，主要有政治、商业、诗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2007年对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叫好声四起，我认为贫富的分化也产生了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但是很多“打工诗歌”也是通过抒写“我”的打工生活，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呈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缺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式诗作。“打工诗歌”作者诗歌修养的欠缺和写作题材的细小也极大地限制了“打工诗歌”的艺术性及“底层写作”的有效性。严格地说，“打工诗歌”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化写作，有的“打工诗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安慰个人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它抒发的更多是个人的私人情感而非社会的公众情感，关心更多的是个人的恩怨而非社会的责任，虽然有些诗写的是一个群体的情感，但是常常带有偏激与狭隘。
影响最大的是参与2006年9月诗坛的“梨花体事件”，我在发生的第三天就写了文章《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在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了赵丽华的成绩，认为她确实创作了一些好作品，如组诗《事实胜于雄辩》，甚至还认为被网友“恶搞”的几首诗中的《摘桃子》也是一首好诗，认为“恶搞”“对赵丽华，特别是诗人赵丽华来说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既承认“口语诗”是一种可以存在的“风格”，也指出了她的诗作的弱点，她的诗，特别是网上所举的几首诗，不仅不能够体现目前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水平，更不能代表目前中国新诗的创作。我还说新诗评论界太缺乏敢说真话会说行话的评论家，倡导评论界重视‘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所以有人把我称为“新诗城管”。
2010年秋天诗坛的“羊羔体”事件发生后，我很快就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了剖析这个事件及新诗问题的万字长文——《新诗困境：从“梨花体”到“羊羔体”――“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透析》。文章指出：“诗歌事件”通常是诗歌界的各种诗观、诗潮和诗派对抗的结果。2006年秋天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和2010年秋天出现的“羊羔体”事件既是网络时代的“诗歌事件”，也是“文化事件”甚至“政治事件”。“梨花诗”和“羊羔诗”被嘲笑为“口水诗”的一大原因是违背了国人已有的诗歌常识。“羊羔体”事件源于公众对太“散文化”的“口语诗”、对新诗的知识谱系及知识霸权和对中国文化大转型期涌现的腐败现象的不满。
从1987年起，我就将蒙田的“在社会礼义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大家”作为写作或教学的座右铭。在任何诗会上，我都倡导这样的学术民主观念：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诗人与诗评家是平等的。当诗歌评论家，我坚持既不“棒杀”更不“捧杀”的原则，甚至宁愿因为过分坚持艺术标准而被诗人现在骂，也不愿因为诗人后来意识到我没有尽到诗歌专业研究者的责任“畅所欲言”或“仗义执言”而事后骂。我尽可能坚持这样的处事方式：“当诗人的朋友时，我是王‘珂’，当诗评家时，我是王‘苛’。”所以在很多次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我都是既报喜也报忧，甚至是只种刺不栽花的唯一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我的发言通常是尖锐甚至是“尖刻”的，甚至被一些诗人嘲笑为“学术警察”。
在“2007年海峡诗会席慕蓉作品研讨会”上，我认为席慕蓉的诗缺少现代诗歌普遍追求的语言的“弹性”和意象的“张力”，“席慕蓉诗歌热”与其说是“文化圈或者诗歌圈的诗歌热”，不如说是“亚文化圈中的情感热”，应该客观评价席慕蓉诗的价值，应该如实描述20年来席慕蓉诗的影响历史，不要过分“神化”诗人席慕蓉。我立即受到她的粉丝的反驳。主持人只好宣布中场休息。2007年12月29日席慕蓉于台湾淡水给“席慕蓉作品研讨会”主持人杨际岚先生的信中说：“由于当天上午时间有限，所以王珂教授的发言并不是他那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会后我有幸能够读到全文，觉得文中所写其实是很丰富的。这是一篇对我很具启发性的论文，评论者有权直言他的好恶(针对作品)，才能显示出学者坦荡的本性。
在一个追求多元、宽容、自由、民主的时代，作为应该为诗人“保驾护航”的诗评家，常常把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为座右铭的我却对诗人如此“苛刻”，被很多诗友认为是“不近人情”、“不谙世事”和“不识时务”。这绝不是因为我“自命清高”、“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我在为人处事时总是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原因只有一个：在二十多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新诗研究与创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新诗要想在源远流长的诗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在汉语诗歌历史中留下痕迹，特别是要想摆脱目前的公信度降低的尴尬处境，必须重视八个字：学养、技术、难度、高度。这些刚好是当今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严重缺乏的，诗坛流行“弑父式”写作，所以我曾写文章宣称“新诗写作与不学无术无关”。面对诗人，我确实有些“狂”，并不是我“好为人师”，而是“恨铁不成钢”，所以在很多诗歌研讨会上，我都会反击那些认为诗不可以教、不可以学也不可以改的诗人。真正的诗评家既要对当下的诗歌负责，更要对历史与未来的诗歌负责，诗歌标准不是由一人、一时或者一地的诗人诗作确定的，而是从与横向的和纵向的诗人诗作的比较中得来的，当下的诗歌标准是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结果。
王觅：二十多年来，作为新诗学者，您参加过多次新诗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每一次学术会议您的论文都写得严谨，但是在发言时常常充满激情，甚至剑走偏锋，言论常常引起争议。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王珂：我参加过近百次新诗学术会议，我是比较严谨的，有强烈的“角色意识”。我曾专门为研究生写了《如何做学术发言》的指导性文章。文章认为：学者展示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书面”（写论文著作，发表文章）和“口头”两种方式。学术发言要有理（礼）、有据、有节，显示出发言者的“学养”（有学问和有修养）。
在学术会议上我的“尖锐”主要在观点上而不是在发言姿态上。如1997年福建“现代汉诗国际讨论会”，我提出新诗应该重视文体建设。2001年北京“中国新诗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出新诗是视觉艺术，应该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建设，还提出重视诗的情感宣泄功能。2003年北京“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我是唯一提出牛汉先生的诗有缺点的学者，认为他过分强调做人的自由影响了他的文体自觉。2004年北京“郑敏诗歌创作研讨会”，我认为郑敏先生的一些观点比较极端，如过分强调诗的哲理性。2007年韶关“第二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我认为菲律宾诗人云鹤“人越老诗越差”。2008年澳门“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我认为张默的小诗体宽松有余节制不足。2009年重庆“海峡两岸中秋诗会及绿蒂雪飞作品研讨会”，我认为绿蒂的诗的体裁太小诗意不够。2011年台北“第四届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我提出不同的诗歌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会产生不同的诗歌文体，大陆比台湾更重视诗体。……
王觅：作为文艺学学者，您参加过多次文艺学学术会议，您的论文及发言也常常独辟蹊径，甚至引起非议。您能举些例子吗？
王珂：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学会议是1994年秋天的香山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约一百位中青年理论家参加。那时我28岁，有些狂妄，在大会中发言全盘否定了文学批评界的成绩，认为当时文学评论家来自大学、社科院和作协三个系统，大学的掉书袋，社科院的跟着政策转，作协围着作品转。2010年在扬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故意用诗人奥登的“诗是纯洁的又是淫荡的”结论请理论家们举手表明态度，向大家宣传世俗化是现代诗的一大精神，结果是大家都不敢举手。2010年遵义“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言说策略”学术研讨会，我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以专家身份“介于”社会生活，不能自以为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和大众的教师爷，不能采用高音喇叭而应该用电话。
2011年绍兴“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研讨会，我认为新时期新诗与政治关系密切，新诗促进了改革开放。新诗适度重视政治，能够避免新诗创作的“小气”和新诗研究的“小学”，为新诗发展带来契机。
2014年牡丹江“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我主张新世纪必须加强西方文论建设，西方文论建设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学者的研究。
王觅：您的求学专业和工作专业比较复杂，本科外语，硕士和博士中文，在中国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与哲学的伦理学招收博士生。您的研究跨度真的很大，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有影响，比如“诗歌疗法”跨到了心理学，“旅游规划”跨到了经济学。近年学界一直有人倡导“跨学科”研究，您对此有何经验与教训呢？
王珂：跨学科必须“立足本位”。应该强调“专业有界”、“多元有界”、“专业优先”和“文学本位”，强调先有“专才”后有“通才”。在跨学科时要采用“常大于变”、“理论为纲”策略。“理论先行”实际上是“专业介入”，以理论家（专家）的身份“守学科”，以实践家（杂家）的身份“跨学科”，才能够真正做到“胆大心细”和“既保守又开放”。跨学科绝对不能“无知者无畏”，要有“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的意识。我曾想跨入旅游规划界，于2010年带队编写福建省平潭岛旅游导游词，2011年带队编制福建省华安县未来20年旅游总体规划，2014年为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出谋划策。提出了“一石（中西文化融通的活化石）四岛（人文完美自然的文化岛、区域文化碰撞的政治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岛和人文自然景观辉映的旅游岛）”的构建策略。还对鼓浪屿“申遗”提出了整合、提炼、提升、引进、包装等具体建设方案。应该说我在旅游方面，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有些优势，但是由于先天不足，要想再进一步，非常困难。所以学者不能轻易跨专业，我现在就有些后悔跨到旅游学。
王觅：您的学生曾经说您是“有思想的阳光大男孩”。您也在多个正式场合说过您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相关，您主张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的诗体观暗合您的中国需要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的政体观，尤其是中国不需要激进的革命，而需要渐进的改良的政治观。您还认为新诗三十年的最大成就就是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又主张在文化传承上需要适度“保守”，在大学教育上也比较“传统”，特别是在研究生的精英教育上又主张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要求学生爱国，实现个人幸福与国家富强的“双赢”，甚至在课堂上会给学生唱《毕业歌》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所以让学生觉得您既“传统”又“现代”，甚至觉得两者之间有些“矛盾”。您能谈谈原因吗？
王珂：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成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一个激情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大学本科在外语系接受的教育比较“西化”，主要是美国老师为主的外教。他们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要做一个爱国的公民和一个称职的教师。我始终把外教托雷斯先生的赠言作为执教的准则。“作为老师，他必须被学生爱”（To be a teacher,he must be loved）。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始终是把学生利益放在首位，自认为是优秀的教师。作为学者，我可以标新立异，可以更现代些；但是作为教师，我不主张学生被一些极端观点影响，所以就传统一些。我不反对大学是新思想产生的地方，所以我的教学与科研也有思想性甚至政治性，但是我不愿意做思想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愿意做技术型的“工具知识分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社会科学学者都争当“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我甚至推崇胡适的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学术方法上，我更赞同日本学者的“挖井”，不太欣赏中国学者的“圈地”。
王觅：最后一个问题，能否谈谈您近期的工作计划和研究规划？
王珂：我现在东南大学任教，东南大学在现代汉诗发展史上曾经名家云集，有着辉煌的创作和研究的成就。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著名新诗诗人或新诗学者在东南大学任过教，美国诗人罗伯特•温德讲授过英语诗歌，陈梦家等在东大求过学。东南大学为了恢复上个世纪的诗歌传统，将在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华文诗歌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汉诗研究中心，计划建立诗体学研究所、诗歌疗法研究所、旅游诗歌研究所、散文诗研究所等。还要为东大中文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创建博士点做事情。由于中文现在没有博士点，我现在中文学科现代当文学招收硕士生，在哲学学科伦理学招收文学伦理学，特别是诗歌伦理学的博士生，以后在美学专业招生，也要为美学博士点的创立做些事情。现在我还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带硕士、博士生（不再招新生），几乎每个月都要回福州上课。主要在从事新诗诗体学研究，特别是考察新诗文体在世界各地的变异融通情况。我想趁现在年富力强，争取多干点事，教好学生，做好学问，来回报关爱过我的人。
关键词：新诗；诗体；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研究；
王觅：王教授您好！您在年轻时很喜欢莱蒙托夫的两句诗：“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如今您早过了“不惑”之年，还有两年就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可以总结一下您的生活态度、学问方式及处事方法吗？
王珂：从12岁写诗到现在，我一直把“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作为座右铭。几十年来，也是这样做的，写诗和研究诗给了我百味人生。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作为大学教师，我主张把教师当成事业，把学问当成生命方式及生活方式。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绝不为修身养性做学问，绝不为高谈阔论做学问，一定要把所学知识回报给社会。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做学问，都要求自己带有“诗人”的激情和年轻人的“热情”。重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和“高峰体验”。做学问追求三大快感：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大胆立论的快感；旁征博引、钻故纸堆小心求证的快感；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研究学术问题来反思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的快感。
王觅：您的著作显示您的研究方向非常专一，主要是新诗研究，特别是诗歌文体学的诗体研究。但是从您发表的几百篇论文看，您的研究方向又十分广泛。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评价参考系统的“作者检索”中填入“王珂”，查看近十年（2002-2012）在国内发表论文在同行中的排名、引用等情况，学界王珂有同名，主要是您的文章。检索结果显示：“王珂”在中国文学排名70位，文艺理论排名412位，世界文学排名581位，论文被引用排名630位。在中青年学者中，这些数据都是相当靠前的。很多文章还没有被中国知网收录，如发在大陆外的文章。请问您的主要专业及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珂：在学术规划及研究方向上，我坚持基础理论与社会应用研究结合，所以把自己定位为三位之一的诗论家、三分之一的诗歌史家和三分之一的诗评家。主张深度与广度相互支撑，广度更可以支持深度，深度可以保证在某个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如我花了20多年时间做诗歌文体学研究，出版专著五部：（《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2001年），61万字，宏观探讨了中外诗歌文体及代表性诗体的生成原理；《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2004年），21万字，微观探讨了新诗诗体定型难的原因；《新诗诗体生成史论》（2007年），58万字，重点探讨了新诗诗体生成与流变的历史及原因；《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2008年），39万字，较全面地探讨诗体的概念和影响诗体进化的各种因素；《新时期30年新诗得失论――当代新诗诗体、技法、功能及生态综合研究》（2012年），45万字，对新时期新诗的诗体、技法、功能及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综合研究。新诗诗体研究这口“井”我还准备挖几十年，最终目的是建立有体系的“新诗诗体学”。我尤其想在创新意识引导下，采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进行新诗文体与新诗技法研究。
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的做诗信条产生的，新诗革命是一场极端的“文体大解放”运动。所以有人认为古代汉诗有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如格律诗体和散曲，现代汉诗根本就没有诗体，研究诗体也是可笑的。著名新诗学者叶橹先生甚至认为“重建诗体是一个伪命题”。也有新诗学者主张诗体重建，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策略。如1997年骆寒超先生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走律化之路的，应把律化之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在约束中显自由，在自由中显约束。2009年他还认为新诗坛要鼓励大家既采用回环节奏型形式写格律体新诗，也采用推进节奏型形式写自由体新诗，尤其要提倡写这两大形式体系综合而成的兼容体新诗。2012年吕进先生提出新诗的“三大重建”：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谢冕先生2012年4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现在很多诗歌没有章法，他认为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近年在大陆有一批坚决主张新诗格律化的学者诗人，如周仲器、黄淮、万龙生、王端诚等，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我不是格律派，也不是自由派，我主张新诗建设准定型诗体，更重视诗体的视觉形式而不是音乐形式。我对诗体的定义是：“‘诗体’特指诗的‘体裁’、‘体式’的规范，即从‘怎么写’上来考察诗的形式特征，指的是‘诗人所运用的言语结构’，即通常所说的诗的‘形式’（form）。……狭义的诗体指任何一首诗都具有的外在形态及表面形体。广义的诗体指在诗家族中按形体特征划分的具体类型，即非个人化的、具有普遍性的常规诗体（常体），……诗体更多是指约定俗成的诗的常规形体，如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即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具体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我越来越坚信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新诗史是新诗诗体学的成长史，新诗革命并未革掉“诗体”，“诗体之争”消解了诗体建设的力量，也促进了新诗诗体学的发展。目前新诗诗体学存在理论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局部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诗体研究实质上是诗的本体研究，新诗诗体学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新诗文化学、新诗政治学、新诗传播学、新诗诗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只有重视诗体理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坚持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诗体、诗体决定价值的方针，将基础理论研究、诗体史研究和优秀诗体的推广研究有机结合，新诗诗体学才能成为显学。
为了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近年我一直在做“新诗理论基本问题创新研究和交叉研究”课题。以诗体、语体、意象和功能研究为重心，探讨新诗的基本原理和创作技法。以诗体、语体（诗家语）、意象为关键词，建构诗体理论、语体理论（诗家语理论）、意象理论，总结诗体技法、语体技法和意象技法，探讨功能与文体关系和新诗文体价值，建立新诗的功能理论及写作伦理理论。回答“何为新诗”（新诗的文体特征及语体特征）、“何为新诗诗体和语体”、“新诗诗体和语体如何生成演变”、“汉语现代诗与西方现代诗的关系”（中外“自由诗”的差异）、“新诗与古代汉诗的关系”（两者的“诗家语”和诗体的异同）、“如何巧用意象”（口语诗与意象诗的创作技巧）、“新诗有何用”（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的利弊）等问题。
同时我还做新诗生态调查研究。开始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大陆地区，两年前扩展到两岸四地，现在延伸到全球。华人文化记忆、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保证了文体的连续性，但受所处地区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甚至汉语普及程度的影响，也出现了文体差异。研究新诗在海内外不同地区的变异融通和诗人的地域性特征，特别是比较两岸四地，尤其是大陆和台湾的新诗文体，具有重要的诗歌意义，可以提出新诗文体及诗体构建策略，还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有利于大中华文化的建设和华人世界的沟通，为地区间的政治文化交流提供经验。我最近做的课题是：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外文体学，尤其是诗体学理论指导下，把新诗视为多元发生的文体，以诗体为点，以文体为线，以生态为面，以汉语为体，全面深入呈现新诗，特别是当代（1949-2014）新诗的全球风貌，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构建策略，尝试建立全球通用的新诗诗体学理论。主要做两件大事：一是联合海内外40多位教授编选《新世纪新诗一百首》，由各位新诗教授各自选出100首诗，合并后按同一作品重复的多少确定出前1000首诗，再匿名交给各位教授选出100首诗，再按重复得票的多少确定出100首诗。二是全球新诗500人访谈，把录音录像留给后世，计划访问100个诗人、100个诗歌理论家、100个诗歌编辑、100个诗歌教育工作者、100个诗歌读者。有诗友说这是王珂的“五个一工程”。
除学术规划有些贪大求全外，我的研究涉及学科多还有四个客观原因：一是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专业变化大。从外语系到中文系，从中国各体文学到文艺学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二是我的职业变化大，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西部文学研究所、中文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及中文系任教。在专门的文学研究所、写作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过，招收过中国现代文论、中外现代诗歌、美学、西方文论、文学教育等多个方向的硕士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文艺学文艺美学、文学批评的博士生。
王觅：您很坦率。在学界，有人称您为“劳动模范”，您的写作总量及科研成果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异议，有人说您重数量轻质量，如2003年，您发表了50余篇论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吗？能概括您的成果吗？论文代表作有哪些？
王珂：我也相信“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说法，主张做学问要有精品意识，要做“顶天立地”的大学问，相信“文章千古事”，要出可以传给后世的不朽之作。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仍然觉得学者在年轻阶段有必要追求论文的数量，写多了自然会追求质量，质量也会渐渐提高。所以我受到“非议”时，总是自我“安慰”说“我有文章总比没有好。”1999年到2004年，我在北京读博士与做博士后，真的做到了“潜心学问”，“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不关心”，读了上千本书，写了各类文章300多万字，发表了130余篇论文，出版了一部60万字的著作。2003年发表了57篇文章，也有特殊原因，那时正值非典，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做博士后，50多天没有办法出门，整天“闭门造文章”。那些文章也不全是那一年写的，很多是在前两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的。
我共出版发表著作、论文、散文、诗作及译作约600多万字。从1988年起，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诗探索》、《台湾诗学季刊》、《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南方文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等近百家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转摘。代表论文有：《冰心、泰戈尔、日本俳句》（1988年）、《议建构多元文学格局》（1993年）、《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1996年）、《女性诗歌：一条渐宽的河流——外国历代女性诗歌概观》（1997年）、《论打油诗的文体起源、特征及价值》（1997年）、《论诗美的构建与欣赏》(1998年)、《现代汉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及理想构建》（1998年）、《并非萧条的90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1999年）、《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2000年）、《大众文化亟需“身份确认”》（2001年）、《八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四种抒情方式——兼论新世纪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出路》（2002年）、《现代诗学视野中的刘勰诗体进化论》（2002年）、《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轨迹及生成特点》（2003年）、《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2004年）、《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2004年）、《论意象派诗歌不是表现主义诗歌》（2007年）、《学养、技术、难度、高度――新诗人与“不学无术”无关》（2007年）、《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诗体》（2007年）、《新诗30年的五大成就与五大问题》（2009年）、《新诗应该守常应变》（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被遮蔽的优秀诗人黄药眠》（2010年）、《论回族诗人木斧书信诗的功能和价值》（2011年）、《今日大众文化狂潮下精英文人的介入方式》（2011年）、《论巴赫金狂欢生成体裁改良主义文体进化观》（2011年）、《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2012年）、《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2012年）、《两岸四地中生代诗人的诗体意识及诗体理论比较分析》（2012年）、《论新诗诗美的构建》（2013年）、《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的缘由、意义及方法》（2014年）。从这些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我的研究领域较广，却是以新诗研究为中心的。
王觅：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你认为自己是高徒吗？您的导师是名师吗？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导师对您的影响。
王珂：尽管我很自信，却不敢自认为是老师的“高徒”，他们的弟子很多都比我优秀。但是我的导师都配称“名师”。在求学路上，我非常幸运，生于书香家庭，物质贫困，精神却富有，真正是“诗意的栖居”。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光，1978年中学上的是全区开办的第一个重点班。1987年学士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论文《中外爱情诗比较研究》（英文写作，5万字，邹绛教授指导）；1990年硕士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各体文学研究专业，现代诗歌创作研究和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向（导师方敬教授、邹绛教授、吕进教授，硕士论文《散文诗，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论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及文体价值》，8万字，邹绛教授指导）；200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学的基本原理方向（导师童庆炳教授，博士论文《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研究》，18万字）。2004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导师吴思敬教授，博士后出站报告是《新诗生成史论――新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诗歌背景》，20万字）。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和三位研究生导师。中学语文老师叫陈安琥，因爱国参加抗美援朝，不幸成为战俘，坚持回国却受到政治迫害二十余年。他爱生如子，在学业上非常苛刻，在他的强迫下，我背诵了大量课文，写了很多作文。语言智能及记忆力都得到了较好开发。
在学术上，研究生导师对我的影响巨大。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人生境界，有一种面对任何学生都“永不放弃”的教育境界，有一种既能引导“英才”更能纠正“怪才”的教育能力。这种“永不放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责任感，一种父亲般的勇于承担，敢于管理，一种母亲式的真情关怀，善于管理。这种方式沿习了中国传统的“师徒制”教育方式，又吸收了现代教育的民主观念，使现代社会“商业性”的师生关系真正变成了“亲情性”的“父子”关系。所以每次见到我的硕士生导师吕进老师、博士生导师童庆炳老师和博士后导师吴思敬老师，都会产生见到父亲般的“亲切感”和“依赖感”，甚至还会有想“撒娇”或者“恶作剧”的“天真”念头。
在治学方法上，童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2001年10月19日，他在《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的《序》中说：“我阅读全书感到王珂治学的谨严与锐利，谨严，是说他的著作搜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这里有求实之心，没有虚玄之论，并且对问题的方面都作了周详的考虑；锐利，是说他的著作，不囿于陈言旧说，有学术创新的勇气。这两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读博士前，我的锐利远远多于谨严。从此以后，我时刻牢记他的“谨严与锐利的结合构成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的教诲。
王觅：您的导师肯定影响了您的教学。您2001年任硕士生导师，2007年任博士生导师，培养过多个专业的研究生，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请谈谈您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带研究生的方法。
王珂：在教学上，我牢记三句话：一是我家从教祖训的“学生至上”，二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先生的“上课是教师的节日”，三是北大孔庆东教授的“绝不跪着教书”。理想是将严师、名师和慈师合为一体。在生活上与感情上对学生宽容甚至溺爱，学生称为我“爱小鸡的母鸡”，甚至有人叫我“小爸爸”。但是在学业上，在管理上，我又绝对是“魔鬼教练”。
我主张教育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大学教育的六大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健美身体和丰富情感。情商与智商同样重要。庆幸的是诗歌教育对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丰富情感很有帮助。所以我特别热爱我的大学教师职业，尤其是诗歌教授职业。
王觅：中国古代文人推崇“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您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您是不是喜欢“漂泊”？
王珂：我的生活空间跨度确实很大，1966年到1990年在重庆，1990年到1996年兰州，1996年到1999年在福州，1999年到2004年在北京，2004年到2013年在福州，2013年到今天在南京。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曾说漂泊是一种享受，因为它可以给人自由。我只是部分赞成他的观点。其实我长期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代人信奉“苦中作乐”，尤其是有诗相伴，一直写诗和研究诗，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相反还促进了我的事业。这种生活至少给我带来了三个好处：一，独处让我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做学问。我从小都不被大人认为聪明，我从来都很勤奋。我从来都是工作10多个小时，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二，让我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让我的研究很“接地气”，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如我做诗歌疗法研究就是为了让诗歌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作用。新华社曾报道过我在安徽做诗歌疗法讲座。三，让我对诗歌生态，特别是地域诗歌了解深刻。所以我近年研究的一大重点就是新诗生态及功能研究，总结出“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的新诗文体研究策略。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真愿意“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曾经认为一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文人、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或“象征”。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文人与诗的关系太密切了。
王觅：王教授，在您的科研经历中，有比较重要的事件吗？您经常用“1/3”来分配您的精力？能具体讲一讲吗？
王珂：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是1988年，在《文学知识》1988年4期上发表了研究新诗小诗起源的《冰心、泰戈尔、日本俳句》。第一次有影响的论文是《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2期上的《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发表时被当成重要作者配了相片和简历，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是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的《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是国内较早研究网络诗歌的文章，被《新华文摘》2004年10期转摘。
我的学术写作经历了从激情写作到冷静写作的转变。早期几乎都是激情式写作。如发表于《当代文坛》1993年5期的《议建构文学多元格局》第一段所示：“文学正面临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商海中的文学向何处去?现实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已被抛入近四十年来最尴尬的境地。利剑高悬头顶。这就是文学的现状。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学要遭受灭顶之灾的时代。相反，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文学的自由时代来临了!”在文章中还提出：“诗不必通俗到‘老少皆宜’，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诗歌。新诗是青年的文化，似乎没有必要附加一项争老年读者的奋斗目标。”在1991年为此还专门翻译过一篇《摇滚乐在美国》的文章，第一句就是“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999年读博士后，更醉心于“掉书袋”式“考据式”写作，甚至把论文写成“言必有出处”的“资料汇编”。但是每年都会写几篇“激情文章”。
近期发表的观点较新锐的文章是《东南大学学报》2013年4期发表的《论新诗诗美的构建》，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5期“学术卡片”栏摘发。原来的题目《技巧美>形式美>内容美——未来新诗诗美的构建方针》更能呈现观点，被编辑改掉了。这篇论文主要观点如下：诗美是一种艺术美，是诗在人世间存在的首要条件，构建诗美是诗人创作的首要任务。不同时代的诗美有共同之处，如音乐美；也有差异，如古代汉诗重视描写美轻视抒情美，重视音乐美轻视排列美，重视意象美轻视直觉美，重视书面语美轻视口语美。百年新诗又反其道而行之。未来新诗的诗美必须解决这些矛盾，减少古代汉诗与现代汉诗的对抗。但是仍然偏重排列美、直觉美和口语美。技巧（如何写好）、形式(如何写)和内容（写什么）是产生诗美的三要素。技巧美、形式美、内容美是诗美的基本元素。在诗美构建中，技巧大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
在科研理念甚至职业定位中，我确实喜欢用“1/3”。如过去、现在和未来，学者、教师和作家，诗论家、诗评家和诗人，我都力争各占1/3。
王觅：您的研究核心在诗体研究，采用的是四面合围的方式，将生态、功能、文体、价值结合，因此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有的观点还与时俱进，如在不同时期给新诗下的定义就不一样。您能不能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
王珂：尽管黑格尔说给诗下定义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当代还是有人给新诗下定义，如何其芳先生在1954年给现代格律诗下出定义是：“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吕进先生在1982年的定义是：“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
我2000年在《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发表的《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认为：“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在《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发表的《今日新诗应该守常应变》认为：“新诗包括内容（写什么）、形式（怎么写）和技法（如何写好）。内容包括抒情（情绪、情感）、叙述（感觉、感受）和议论（愿望、冥想）。形式包括语言（语体）（雅语：诗家语（陌生化语言）、书面语；俗语：口语、方言）和结构（诗体）（外在结构：句式、节式的音乐美、排列美；内在结构：语言的节奏）。技法包括想象（想象语言、情感和情节的能力）和意象（集体文化、个体自我和自然契合意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新诗观：新诗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
我的很多研究结论都与众不同，如“图像诗研究”认为“诗是视觉的艺术”，人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图像诗具有纯形式价值，推翻了“内容大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传统文学观，还为新诗史上的图像诗人鸥外鸥平反。“打油诗研究”肯定了艺术的游戏价值，否定了它是一种低俗的诗体。“女性诗歌研究”肯定了身体写作的政治意义，强调女诗人写作的性别意识。“地域诗歌研究”强调对诗人的影响区域文化大于地域自然，反对夸大“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人”。“海外港台诗歌研究”重视文化记忆及空间观念对创作的影响。“散文诗研究”既将散文诗当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也强调它的抒情性，不极端割裂它与诗的关系。“巴赫金研究”重视他创立的狂欢理论、对话理论及复调理论的产生背景，认为这些理论与他当时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有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刘勰研究”认为“感物吟志”是情感伦理化的手段，是保证诗人温柔敦厚地做人的做诗方式。“诗歌疗法研究”主张诗疗大于诗教，兼顾低级情感与高级情感。总之，没有新观点我不愿意写文章。又不愿意被称为“新锐理论家”，坚持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肩膀上，不能急躁冒进。所以我的论文写作方式总体上偏向保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王觅：你们这一代新诗学者都有共同的经历，先写诗，后读诗歌研究生，最后当上诗歌教授。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王珂：写诗无法成谋生的职业，当年考诗歌研究生的目的是以为读了研究生后不仅有可以写诗的稳定职业，还可以写好诗。理论学习对创作思维是否有负面影响在此不论。但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职业确实影响了创作，至少在时间上无法保证。受父亲影响，我初一开始写诗，先写旧体诗，后写新诗。铅字处女作《笑》发表于重庆江北县文化馆办的铅印小报《华蓥山花》第二期（1986年4月），写于1981年4月的期中考试考场上，做完考题后无事可做，便写诗。在省级刊物发表的第一首诗是《观海》，刊于辽宁省文联主办《当代诗歌》1988年12期新诗潮。写于1987年11月6日。我的诗，特别是早年的诗很自我，甚至是我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的记录。《笑》写我经过一条小河发现小桥断了填石做桥的好事，《观海》记录了我初恋失败后的感受。“回首也有甜蜜/遥望仍有知音”借用了莱蒙托夫的诗“返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
大学本科四年（1983－1987在西南师大）对诗更是痴迷，写诗本随身带着，完成了《追求集》、《困惑集》、《浪荡集》、《幻灭之春》和《希望之春》五部诗集共600多首诗，完整地记录了一个男孩在追求中困惑，困惑后浪荡，浪荡后幻灭，幻灭后新生的“成长”过程。对异性的爱慕（还不能完全称为“爱情”）是此期最重要的抒写内容，完整记录了爱的萌发、爱的朦胧、爱的欣喜、爱的迷狂、爱的绝望等爱的历程。硕士期间（1987－1990在西南师大）完成了《幽灵启示录》200多首，博士期间（1999－2002在北师大）完成了《无聊集》30多首。硕士毕业后在西北师大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是我的创作鼎盛期，从1990年7月到1992年7月，我完成了《人在旅途》三本诗集共400多首诗。几乎每天都有写诗的冲动，有时一天写三首。1992年以后就写得很少了，20年写了50多首。发表得更少。主要有《荒诞的感觉（外二章）》、（散文诗《绿风》1995年1期）、《歧途》（《绿风》1996年期）、《拆字拆出的梦幻(三首)》《朔方》2004年7期、《春天的情书(组诗)》《星星诗刊(上半月刊)》2007年8期、《独卧江滩》（《诗潮》（2008年10期）等。我的诗歌研究力求客观，我的诗歌写作很主观，我一直把诗当日记写，把写诗当成心理治疗的手段。所以不愿意公开发表诗作，对自己的诗的质量还是很自信的。
王觅：从1985年参加全国性的新诗研讨会“重庆新时期新诗研讨会”开始，您一直在诗坛，参与了多次诗坛论争活动，经常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或者说，作为诗评家，您始终“在场”，并发尖锐的声音。在这些论争中，一方面您显示出“学院派”的严谨和求实，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您作为诗人的激情甚至偏执，您甚至还获得了“新诗城管”和“学术警察”的称号。您能讲讲这方面的经历吗？
王珂：十多年来重要的诗歌事件及论争我几乎都参与了，很多观点都与众不同。如2003年主流文坛批评身体写作时，我认为诗歌中身体写作是个人化写作的一种，是有意义的，它的出现有必然性，主要有政治、商业、诗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2007年对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叫好声四起，我认为贫富的分化也产生了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但是很多“打工诗歌”也是通过抒写“我”的打工生活，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呈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缺乏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式诗作。“打工诗歌”作者诗歌修养的欠缺和写作题材的细小也极大地限制了“打工诗歌”的艺术性及“底层写作”的有效性。严格地说，“打工诗歌”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化写作，有的“打工诗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安慰个人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它抒发的更多是个人的私人情感而非社会的公众情感，关心更多的是个人的恩怨而非社会的责任，虽然有些诗写的是一个群体的情感，但是常常带有偏激与狭隘。
影响最大的是参与2006年9月诗坛的“梨花体事件”，我在发生的第三天就写了文章《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在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了赵丽华的成绩，认为她确实创作了一些好作品，如组诗《事实胜于雄辩》，甚至还认为被网友“恶搞”的几首诗中的《摘桃子》也是一首好诗，认为“恶搞”“对赵丽华，特别是诗人赵丽华来说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既承认“口语诗”是一种可以存在的“风格”，也指出了她的诗作的弱点，她的诗，特别是网上所举的几首诗，不仅不能够体现目前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水平，更不能代表目前中国新诗的创作。我还说新诗评论界太缺乏敢说真话会说行话的评论家，倡导评论界重视‘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所以有人把我称为“新诗城管”。
2010年秋天诗坛的“羊羔体”事件发生后，我很快就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了剖析这个事件及新诗问题的万字长文——《新诗困境：从“梨花体”到“羊羔体”――“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透析》。文章指出：“诗歌事件”通常是诗歌界的各种诗观、诗潮和诗派对抗的结果。2006年秋天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和2010年秋天出现的“羊羔体”事件既是网络时代的“诗歌事件”，也是“文化事件”甚至“政治事件”。“梨花诗”和“羊羔诗”被嘲笑为“口水诗”的一大原因是违背了国人已有的诗歌常识。“羊羔体”事件源于公众对太“散文化”的“口语诗”、对新诗的知识谱系及知识霸权和对中国文化大转型期涌现的腐败现象的不满。
从1987年起，我就将蒙田的“在社会礼义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大家”作为写作或教学的座右铭。在任何诗会上，我都倡导这样的学术民主观念：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诗人与诗评家是平等的。当诗歌评论家，我坚持既不“棒杀”更不“捧杀”的原则，甚至宁愿因为过分坚持艺术标准而被诗人现在骂，也不愿因为诗人后来意识到我没有尽到诗歌专业研究者的责任“畅所欲言”或“仗义执言”而事后骂。我尽可能坚持这样的处事方式：“当诗人的朋友时，我是王‘珂’，当诗评家时，我是王‘苛’。”所以在很多次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我都是既报喜也报忧，甚至是只种刺不栽花的唯一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我的发言通常是尖锐甚至是“尖刻”的，甚至被一些诗人嘲笑为“学术警察”。
在“2007年海峡诗会席慕蓉作品研讨会”上，我认为席慕蓉的诗缺少现代诗歌普遍追求的语言的“弹性”和意象的“张力”，“席慕蓉诗歌热”与其说是“文化圈或者诗歌圈的诗歌热”，不如说是“亚文化圈中的情感热”，应该客观评价席慕蓉诗的价值，应该如实描述20年来席慕蓉诗的影响历史，不要过分“神化”诗人席慕蓉。我立即受到她的粉丝的反驳。主持人只好宣布中场休息。2007年12月29日席慕蓉于台湾淡水给“席慕蓉作品研讨会”主持人杨际岚先生的信中说：“由于当天上午时间有限，所以王珂教授的发言并不是他那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会后我有幸能够读到全文，觉得文中所写其实是很丰富的。这是一篇对我很具启发性的论文，评论者有权直言他的好恶(针对作品)，才能显示出学者坦荡的本性。
在一个追求多元、宽容、自由、民主的时代，作为应该为诗人“保驾护航”的诗评家，常常把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为座右铭的我却对诗人如此“苛刻”，被很多诗友认为是“不近人情”、“不谙世事”和“不识时务”。这绝不是因为我“自命清高”、“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我在为人处事时总是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原因只有一个：在二十多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新诗研究与创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新诗要想在源远流长的诗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在汉语诗歌历史中留下痕迹，特别是要想摆脱目前的公信度降低的尴尬处境，必须重视八个字：学养、技术、难度、高度。这些刚好是当今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严重缺乏的，诗坛流行“弑父式”写作，所以我曾写文章宣称“新诗写作与不学无术无关”。面对诗人，我确实有些“狂”，并不是我“好为人师”，而是“恨铁不成钢”，所以在很多诗歌研讨会上，我都会反击那些认为诗不可以教、不可以学也不可以改的诗人。真正的诗评家既要对当下的诗歌负责，更要对历史与未来的诗歌负责，诗歌标准不是由一人、一时或者一地的诗人诗作确定的，而是从与横向的和纵向的诗人诗作的比较中得来的，当下的诗歌标准是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结果。
王觅：二十多年来，作为新诗学者，您参加过多次新诗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每一次学术会议您的论文都写得严谨，但是在发言时常常充满激情，甚至剑走偏锋，言论常常引起争议。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王珂：我参加过近百次新诗学术会议，我是比较严谨的，有强烈的“角色意识”。我曾专门为研究生写了《如何做学术发言》的指导性文章。文章认为：学者展示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书面”（写论文著作，发表文章）和“口头”两种方式。学术发言要有理（礼）、有据、有节，显示出发言者的“学养”（有学问和有修养）。
在学术会议上我的“尖锐”主要在观点上而不是在发言姿态上。如1997年福建“现代汉诗国际讨论会”，我提出新诗应该重视文体建设。2001年北京“中国新诗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出新诗是视觉艺术，应该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建设，还提出重视诗的情感宣泄功能。2003年北京“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我是唯一提出牛汉先生的诗有缺点的学者，认为他过分强调做人的自由影响了他的文体自觉。2004年北京“郑敏诗歌创作研讨会”，我认为郑敏先生的一些观点比较极端，如过分强调诗的哲理性。2007年韶关“第二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我认为菲律宾诗人云鹤“人越老诗越差”。2008年澳门“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我认为张默的小诗体宽松有余节制不足。2009年重庆“海峡两岸中秋诗会及绿蒂雪飞作品研讨会”，我认为绿蒂的诗的体裁太小诗意不够。2011年台北“第四届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我提出不同的诗歌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会产生不同的诗歌文体，大陆比台湾更重视诗体。……
王觅：作为文艺学学者，您参加过多次文艺学学术会议，您的论文及发言也常常独辟蹊径，甚至引起非议。您能举些例子吗？
王珂：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学会议是1994年秋天的香山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约一百位中青年理论家参加。那时我28岁，有些狂妄，在大会中发言全盘否定了文学批评界的成绩，认为当时文学评论家来自大学、社科院和作协三个系统，大学的掉书袋，社科院的跟着政策转，作协围着作品转。2010年在扬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故意用诗人奥登的“诗是纯洁的又是淫荡的”结论请理论家们举手表明态度，向大家宣传世俗化是现代诗的一大精神，结果是大家都不敢举手。2010年遵义“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言说策略”学术研讨会，我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以专家身份“介于”社会生活，不能自以为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和大众的教师爷，不能采用高音喇叭而应该用电话。
2011年绍兴“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研讨会，我认为新时期新诗与政治关系密切，新诗促进了改革开放。新诗适度重视政治，能够避免新诗创作的“小气”和新诗研究的“小学”，为新诗发展带来契机。
2014年牡丹江“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我主张新世纪必须加强西方文论建设，西方文论建设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学者的研究。
王觅：您的求学专业和工作专业比较复杂，本科外语，硕士和博士中文，在中国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与哲学的伦理学招收博士生。您的研究跨度真的很大，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有影响，比如“诗歌疗法”跨到了心理学，“旅游规划”跨到了经济学。近年学界一直有人倡导“跨学科”研究，您对此有何经验与教训呢？
王珂：跨学科必须“立足本位”。应该强调“专业有界”、“多元有界”、“专业优先”和“文学本位”，强调先有“专才”后有“通才”。在跨学科时要采用“常大于变”、“理论为纲”策略。“理论先行”实际上是“专业介入”，以理论家（专家）的身份“守学科”，以实践家（杂家）的身份“跨学科”，才能够真正做到“胆大心细”和“既保守又开放”。跨学科绝对不能“无知者无畏”，要有“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的意识。我曾想跨入旅游规划界，于2010年带队编写福建省平潭岛旅游导游词，2011年带队编制福建省华安县未来20年旅游总体规划，2014年为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出谋划策。提出了“一石（中西文化融通的活化石）四岛（人文完美自然的文化岛、区域文化碰撞的政治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岛和人文自然景观辉映的旅游岛）”的构建策略。还对鼓浪屿“申遗”提出了整合、提炼、提升、引进、包装等具体建设方案。应该说我在旅游方面，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有些优势，但是由于先天不足，要想再进一步，非常困难。所以学者不能轻易跨专业，我现在就有些后悔跨到旅游学。
王觅：您的学生曾经说您是“有思想的阳光大男孩”。您也在多个正式场合说过您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相关，您主张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的诗体观暗合您的中国需要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的政体观，尤其是中国不需要激进的革命，而需要渐进的改良的政治观。您还认为新诗三十年的最大成就就是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又主张在文化传承上需要适度“保守”，在大学教育上也比较“传统”，特别是在研究生的精英教育上又主张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要求学生爱国，实现个人幸福与国家富强的“双赢”，甚至在课堂上会给学生唱《毕业歌》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所以让学生觉得您既“传统”又“现代”，甚至觉得两者之间有些“矛盾”。您能谈谈原因吗？
王珂：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成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一个激情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大学本科在外语系接受的教育比较“西化”，主要是美国老师为主的外教。他们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要做一个爱国的公民和一个称职的教师。我始终把外教托雷斯先生的赠言作为执教的准则。“作为老师，他必须被学生爱”（To be a teacher,he must be loved）。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始终是把学生利益放在首位，自认为是优秀的教师。作为学者，我可以标新立异，可以更现代些；但是作为教师，我不主张学生被一些极端观点影响，所以就传统一些。我不反对大学是新思想产生的地方，所以我的教学与科研也有思想性甚至政治性，但是我不愿意做思想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愿意做技术型的“工具知识分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社会科学学者都争当“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我甚至推崇胡适的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学术方法上，我更赞同日本学者的“挖井”，不太欣赏中国学者的“圈地”。
王觅：最后一个问题，能否谈谈您近期的工作计划和研究规划？
王珂：我现在东南大学任教，东南大学在现代汉诗发展史上曾经名家云集，有着辉煌的创作和研究的成就。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著名新诗诗人或新诗学者在东南大学任过教，美国诗人罗伯特•温德讲授过英语诗歌，陈梦家等在东大求过学。东南大学为了恢复上个世纪的诗歌传统，将在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华文诗歌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汉诗研究中心，计划建立诗体学研究所、诗歌疗法研究所、旅游诗歌研究所、散文诗研究所等。还要为东大中文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创建博士点做事情。由于中文现在没有博士点，我现在中文学科现代当文学招收硕士生，在哲学学科伦理学招收文学伦理学，特别是诗歌伦理学的博士生，以后在美学专业招生，也要为美学博士点的创立做些事情。现在我还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带硕士、博士生（不再招新生），几乎每个月都要回福州上课。主要在从事新诗诗体学研究，特别是考察新诗文体在世界各地的变异融通情况。我想趁现在年富力强，争取多干点事，教好学生，做好学问，来回报关爱过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