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荆珊收到了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的收录邮件。经历了16个多月的雕琢打磨，这篇名为Engineers’Moral Responsibi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工程师的道德责任：儒家视角）的论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发表在她心仪的期刊上。
文章作者荆珊，东南大学2015级伦理学专业博士生，2017年10月至2019年1月，受2017年国家公派留学基金项目资助，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联合培养，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伦理、组织伦理。文章Engineers’Moral Responsibi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工程师的道德责任：儒家视角），2018年4月投稿于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19年1月被收录。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创刊于1995年，是一本交叉学科的期刊，覆盖范围包括科学与技术工程研究与实践中的专业教育、标准与伦理问题等。其影响因子为1.859，在HIST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学科62种SCI期刊中排名第4。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其实，她与这本期刊“相识已久”。因为主要研究方向是工程伦理，她会搜索阅读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而她发现“平时下载阅读的很多文献，都来源于这本期刊”，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也就成为了她考虑发表时的不二选择。
然而，要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必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论文选题到最终收稿，荆珊是以马拉松长跑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有准备的人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这篇文章着实酝酿已久，荆珊表示，“在去荷兰之前，我就一直有这个计划。”到了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后，在和外导Neelke Doorn教授谈起选题时，她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我的外导正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中文文章的受众有限，外国人可能看不懂，但我们既能看懂中文，也能看懂英文。我们用英语写作，我们的非西方视角也可以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一点新的东西。”因此，这篇文章从儒家视角切入，为长期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工程师道德责任领域的研究，补充了新的东方视角，虽然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谈到写作时，荆珊讲道：“我会有意识地去模仿他们用英语写作的风格。”她也感谢外导的帮助：“如果只靠我一个人写，可能还是不够，没有native的感觉。外导的修改和润色，给了我很大帮助。”“大纲写出来之后，我们每两周开一次会，两周推进一小节，到最后写完，用了半年时间。”在这期间，她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我的文章是儒家视角，但是在国外没有那么多的中文资料，电子资料的查找着实不易，儒家经典的译本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多方对比之后，她选择了比较权威，更贴近原文本身的译本。“我可以引用它的一些翻译，不用担心自己翻译的权威性和认可了。”
这样大大小小的问题从选题到投稿，数不胜数。而在克服种种问题完成论文写作之后，新一轮的挑战，又要开始了。2018年4月，在投稿之后，等待了两个月，荆珊收到了她向往的期刊——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的回复——并不是确认录用的喜讯，而是主编去世，工作推后，请耐心等待的通知。2018年9月下旬，论文有了回音，“重大修改”与长达4页的修改建议。她没有气馁，没有松懈，甚至没有犹豫和担心的时间，迅速着手开始修改。“这些评审专家就像导师一样，特别仔细，逐字逐句地审阅，然后再提出修改意见。”2018年11月，修改后她再一次投稿，评审专家仍然指出了问题。“这次给的建议更加仔细，连参考文献都仔细核对过。一篇文献，因为重新出版过，出版时间需要更新，也被指出来需要修改。”在一遍遍的修改后，2019年1月，这篇倾注了她大量心力的论文，终于被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录用。
在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令人欣羡，但荆珊却很坦诚：“确实，我们最开始的文章，和修改之后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反复的指出问题，反复的修改，一遍遍的往来，精益求精，既是磨砺，更是礼物。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荆珊的办公桌自成一方浩瀚宇宙。她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厚厚的文献资料，贴满了笔记标签便条，这些无言的纸墨陪伴她度过了无数时光。她笑说：“办公室里的只是一部分，我住的地方还有一部分。回国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想一起带回去，但它们实在太重了，最后还是没能带回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长期且大量的文献阅读积累，是很有裨益的。荆珊认为：“学科背景和知识储备是很重要的。有储备才能抓住灵感，再串联成体系。”学术创作固然需要灵感，但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就没有内化于心的知识体系，可能就不会予灵感以出口。谈到这篇论文时，荆珊提到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给她的思想火花，“我忽然想起《乡土中国》里提到的人伦、家庭，对我的文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角度。”这绝不是纯粹的偶然和运气，是预先支付了漫长时间的努力，才会碰巧遇到在不知道某个瞬间等待着的、一闪而过的灵感共鸣。
比起电子资料，她更偏好把文献资料打印出来，方便做笔记批注，同时她也建议：“如果会用文献计量软件，效率会高一些。” 她很看重读原著，“我一开始有点怕中国哲学，但本科三年级上了原著选读课之后，忽然产生了共鸣，觉得中国哲学很有趣。”此外，阅读时，她还有一本专门的小本子，随时记录自己的想法。她也强调学术环境的重要性，“在荷兰那边有两点我特别喜欢，一是打印免费，二是咖啡免费。一个方便，一个让人清醒。小伙伴们经常打趣，打印和咖啡是我们TUdelft走在世界学术顶端的必要条件。”虽然在荷兰留学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也给予了她充分的自由，“由衷感谢国家的资助，王老师的全力支持，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国外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由，有很大的自主性，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自由是灵感的发源地，但也是松懈和委顿的温床。在这样的环境下，更需要明确的自我规划和自律意识。有的人迷茫而无所事事，但荆珊却目标明确，“从出国开始到后来投稿发表，一直专心做这件事”，她也确实专心地做好了这件事。
除了持之以恒的积累，更难的是突破。博导王珏老师的理念一直激励着她。“王老师常说，要考虑我们做的研究能给知识领域做什么增量”。而从论文选题到论文成稿，修改，接受，她对学术研究的认识着实发生从我如何运用现有的理论解决问题到我能为当前学术界做出什么理论贡献，即理论套用到理论推进的转变。而这样的一点增量，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想要创造增量，要以一己之力，以日拱一卒的恒心和毅力，挑战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知识边界。在如此的学界高山面前，有的人另辟蹊径，有的人铩羽而归，也有的人迎难而上。在荆珊看来，也许有捷径，也许有技巧，但她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的。她在用行动诠释这样的理念。不登高山，难知景美。
“我们做的是思想的‘实验’。”荆珊也解答了长期以来对文科科研的“误解”。常有人谈起人文社科，不知道文科研究什么，也有的人觉得艰深晦涩，故作高深。“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在写作的打磨过程中，我想明白了。我们虽没有具体的实验对象，却一直在做思想的实验。”这样平静的自信，简短的回答，温和又坚定，掷地有声。
正如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所说：“发现和创新的过程总是复杂而艰辛的。这个过程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勤奋的工作。卓越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且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学术好像一场修行，没有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就没有现在的水到渠成。
兴趣+坚持，所向披靡
读博以后，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都被科研占据着，日复一日，按部就班。但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也是雄心壮志的体现。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荆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喜欢跑步，哪怕在荷兰留学期间也不例外，这也是她解压的一种方式。做饭和养花是她的两大爱好。作为一个北方人，她热爱各类面食，不仅爱吃，还会做。从荷兰回国的临别之际，她和外导互赠礼物，还给外导包了一次自己做的饺子。而回国之后，她的博导王珏老师也亲自下厨，为几个学生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热爱生活的人，可能都有着相似的秉性，都在真真切切地感受生命的脉搏。
目标明确且有自我规划，并不妨碍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荆珊曾和导师认真严肃地讨论过拖延症，以及为什么最后期限前效率猛增文思泉涌，导师竟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压力之下更容易激发灵感。在荷兰留学期间，荆珊也有过几次“冲动”的经历。即将回国前，她决定一个人乘飞机去芬兰，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是会感到孤独，但我运气很好，去了之后正好遇到了7个中国留学生。”在他们以为无缘极光的时候，荆珊却坚持，“小雪橇百米冲刺”地奔赴这姗姗来迟的奇景，幸运地捕捉到了极北之国梦幻绚丽的独特美景。
还有一次，她骑行了80公里，去参加当地的郁金香节。在荷兰，郁金香节是个盛大而美丽的节日。有朋友提议乘火车，但正逢旅游旺季，火车拥挤不堪，她笑称“第一次感觉荷兰人多”。于是，她决定骑自行车去，7人骑行40公里抵达，返程只剩了3人，但她坚持完成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最后和乘火车的朋友同时抵达。”80公里的骑行，难以想象，但她说“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兴趣加坚持，所向披靡。
“有时候我会忽然很倔强，坚持去做一件事。”她说，“我赞美这种冲动。”交谈到尾声，她还分享了一段话：“人生之路很长，总有时间去实施备选方案，所以不要从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送给所有在路上的追梦人。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日复一日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因此，所谓卓越，并非指行为，而是习惯。所谓不捐细流，不辞细壤，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纵使前路漫漫，终有抵达之时；纵使逆风而行，也能排云而上。
文/毛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