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研究的历史叙事
樊和平
这是“三严三实”活动中我的第二次发言任务。第一次围绕社会责任主题，题为“智库时代，我们如何做文人？”这一次围绕学风问题，取名为“志严志实，笔下风流”。
对于如此严肃的主题，为什么采用这么文学的题目呢？现在有人说意识形态终结了，但我们几年所做的社会大调查发现，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然而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所谓“后意识形态时代”。意识形态规律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和方法都必须转换，以前那种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我想可能很快就会过去，要学会用一种科学的、学术的话语来表达意识形态，至少我们应当做这个尝试，这是第一。第二，“三严三实”落实到我们学术研究中，重要表现就是学问的严与实，即学风问题。关于学风我们当然应该直面问题，但我认为更应当重在建设。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严谨的学风，但是学风问题确实在我们学术界、也在我本人身上存在着，反思和批评是为了建设。面向问题，直面问题，重在建设，基于这样的理念，我选择了这个题目。
一、学术之魂、学术之美在“严”与“实”
学术的真义是为人之学，治学之术。我不同意把学术仅仅解释为一种为学之术，因为这样一来，学术和技术就没什么区别了。学术确实是一种方法，但首先是一种理念、一个态度，首先是一种为人之学，然后才是一治之学之术，“技术”之“术”和“学术”之“术”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为什么学术的魂与美都在严和实呢？我觉得做学术有五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累，只要真做学问都会觉得累；第二种境界是苦，做学问是很苦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大道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第三种境界是美，要体会到一种学术之美；第四种境界是乐，做到美处自然就乐了；最高的境界是“如”，“如”就是自由，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以学术为业，如果一辈子做学问却体会不到学问之美，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我的学生做论文，我常常问他们累不累，谁都说累，谁都说苦，我说你们是在“深恶痛绝地做学问”，深恶痛绝地做学问，是没有做出来。做学问追求并达到乐和如，这种境界对一般人也许太高了一点，但一定要体会到学问之美，如果体会不到学问之美，我们这辈子就真的太苦太累了。
什么叫做学问之美，学问之美就在于它的严谨和精致。余秋雨说：只有当追求精致的时候，真正的生活才开始。余秋雨说的很多话我不同意，但觉得他这句话有道理。我们都追求名牌服装，实际上服装本质上是人退化的表现，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用第一块遮羞布开始，人类一方面在进化，另一方面在退化，逐渐脱离自己的本能，不披上衣服便不能生存。御寒功能对所有衣服都一样，名牌服装跟一般的服装最大区别就在于精致，只有追求精致的时候真正的生活才开始。对于学术来说，只有追求精致时候，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问才开始，没有精致就没有学问，就没有学术，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树立。
什么是精致？今天我们不必把问题讲的太枯燥，可以讲一些学术故事，用叙事的方法来讲。最典型就是王安石诗《泊船瓜州》，瓜州和我们比较近，就在扬州，诗里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一开始是“春风又进江南岸”，后改成“春风又落江南岸”，最后才写成“春风又绿江南岸”。我觉得王安石这一个“绿”字赚够了，也许他反复推敲了、思考了很久，浪费很多时间，但是这句话、这个字让他流芳百世，连着下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下诗的意境就出来了。中国有“推敲”一词。大家都知道，“推敲”典故来自唐代苦吟派诗人，“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用“推”也好，“敲”也好，“进江南岸”也好，“来江南岸”也好，都是一句诗，但就这一个字使它成功了，他们以这个字创造了美，体会了美，也传递了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问之美。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小美，因为是一个字的美。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学问之美，这就整个体系之美。我们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应当是一个好的艺术品，应有一种体系之美，读书读到最后能够感受到这种美。哲学领域最难读的书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这两本书(《精神现象学》是下卷)我几乎是一节不落跟学生讲。讲到最后，黑格尔思维的严密，体系的严密，严密到极致便不是严密了，它就是一个生命，似乎他思维的每一个拐点上，都有一块肌腱相连，都有血脉在，都有经络在，它是活的，它是一个延展着的生命，你很难找到它的缝隙。有一个词叫做“庖丁解牛”,我觉得对一个真正严密的理论体系来说，庖丁解牛是没用的。庖丁解牛只对我们以前的那种砖混结构有用。以前房子用砖垒起来，墙是承重的，只要把砖卸掉了，墙体就崩塌了。现在的房屋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要拆它除非是炸了。一个好的体系做出来是有美感的，它是生命机体，庖丁解牛想找一个缝隙是找不着的。这种体系之美我们只要去感受它，就应该能感受到。这就期待创造这个体系的人，创造这样一种美感的学者。
我曾多次体验过这种学问之美。以前写书没有电脑，都是用笔在大稿纸上写，有段时间我最欣赏和陶醉的就是笔在稿纸上“沙沙……”游走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天下最美的声音。这可能是幻觉。年轻时身体好，我大概一天可以写一万字，比较早的一本书我就是一个暑假写出来的。当然这是积累了很长时间，是改写第四稿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如果论著需要很大的修改就干脆推倒重写。当时思维速度和书写速度都特别快，我感到笔尖在纸上沙沙沙的这种声音太美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这本《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也是我的成名作，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中国人心脏在跳动，因为它是中国伦理，是中国人的伦理的历史建构。整个的感觉就像在敲鼓，从鼓边上往中间敲，敲到鼓心，我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心脏在跳动。这个时候我把笔扔掉了，我说完成了。我就带着这种感觉，从1992年走到现在。我们做人文科学，如果感受不到在和一个人对话，我觉得这个学问好像是一种外在的学问，异化的学问。
任何学问做的过程都是苦的，但在苦当中，学问人应该体会到一种乐。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最早的书的落款都是“樊浩，东南大学水帘居”，为什么叫“水帘居”呢？我写第一本书即《中国伦理的精神》的时候，住在一个筒子楼里。1988年留校时，学校什么嘛条件都答应，但真留下的时候，它就不管你了。导师帮我协调了好工时间，才把一个木工不要的房子给了我，就在水房旁边，又破又烂，而且很潮湿。我第一部书稿写完的时候，楼上的小孩一盆水泼了下来，当时我正在写后记，水整个打在的书稿上，那一刻我想到了孙悟空的水帘洞，很有美感，随即下笔写上“东南大学·水帘居”，这个名字跟了我好多年。在2002年以后落款改为“舌在谷”，为什么叫“舌在谷”呢？2002年，我在牛津大学生了一场病，回国整整住院56天也没好。无奈的时期我开始钻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因为太痛苦了，我必须把这痛苦的时光打磨掉、消耗掉。于是，坐在书房里头去啃最难啃的书。那时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画，题名“老子舌在图”，说的是老子出函谷关的故事。老子出函谷关的时候，遭遇守关士兵嘲笑，说老子名气这么大，原来只是骑着破牛的一个老头而已。老子的学生要拿着棍棒要上前理会，被老子拦住。他张开嘴对学生说，你看看我的牙齿在不在？弟子说不在了；老子又说你看看我的舌头在不在?弟子说在呢。于是老子就给他讲了一通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舌头柔软所以还在，牙齿刚强早就不在了。这就是“老子舌在图”所传递的哲学智慧，我把它挂在书房里，作为座右铭。虽然我的健康不在，但我的舌头还在，我是一个老师，只要舌头在，生命就在。
二、学问“严”、“实”需要处理的三大关系
第一，严实与创新的关系
人们都说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但这种表述可能把创新和严谨割裂。学界历来有出思想和出学问之争。史学界有两位大师，唐德刚和顾颉刚，一个重学问，一个重思想。学问需要严谨，思想需要创新，这个争论在学术界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不是，二者的统一，就在现实，在生活本身。学术和生活、和技术以及这个世界完全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学术和这些都不相通的话，可能是我们还没达到境界。我们做学问的方法和我们的生活的方法，和我们这个世界的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都说德国人严谨，德国人造出来的东西是最结实，最耐用的。日本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多的照相机和汽车，但最好的照相机在美国，最好的汽车在德国，日本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决定了它造不出最好的东西，这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瓶颈和极限。德国人的严谨是有名的，比如说一台德国洗衣机，它会在说明书中明确要求螺丝要拧七圈半，这个说明书在中国工程师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七圈、八圈和七圈半差不多，德国工程师对于这样的看法非常不高兴，他们说，拧七圈半是经过反复实验数千次得出的最合理有效的方式。中国名族性格中有个特点叫“差不多”。我1996年在从日本访问回国的飞机上，看到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胡适先生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中国人的“差不多”，大意如下：有一个人，他母亲让他去买糖，结果他买了盐，放在锅里咸的不能入口，他说没关系，糖和盐都是白的，差不多；他母亲让他买酱油，他买了醋回来，说没关系酱油和醋都是红的，差不多；后来生病，不去医院，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些醒悟，但马上又自我解脱说，没关系，活着和死了也差不多。这就是胡适先生讽刺的中国人“差不多”。我们的学术和技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差不多”。
创新和严谨的差别在哪里？一般说来，创新主要在于思想层面和领域，思想中你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一旦进入文字，一旦落实到具体操作，就必须严谨。创新和严谨怎么统一?创新需要一种气势，而严谨需要一种细致。气势和细致怎么结合呢？中国人对于创新和严谨的表述是“动如脱兔，静若处子”，只有静若处子的时候，人才会细致，只有动如脱兔的时候思想才活跃。余光中先生翻译英国诗人萨松一首诗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当我看到余光中翻译的这首诗的时候，我马上震惊了，翻译得太好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老虎是因为“虎虎生威”，非常威猛，但是余光中的翻译中却呈现另一种境界：一只猛虎躺在玫瑰旁，细细品味着玫瑰的芬芳！大家可以细细品味这个场景，它是何等的境界。学问之美、人生之美我们都应能够体会到，因为学问和人生是统一的。
什么是严谨？通常情景是：写作前一定要在电脑上检索一遍，一定要去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回来，不错，这叫严谨，所以西方人的著作后都要列一大堆参考书目。我们做社会学的知道，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正文和注释一样多，以至于翻译的人要提醒大家他的注释和正文一样重要。我觉得“一样重要”是因为他的“推敲”还没到火候。看看轴心时代以及日后的那些原创的作家，他们没有多少引文，孔子、老子、柏拉图、黑格尔、康德、马歇尔都没有。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引注，两个原因：一、我们现在知识大爆炸，要对给予过我们知识的先贤表示一份敬意；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论证力量不够，我们原创的力量不够，所以要拉几个权威来为自己摇旗呐喊。我说的话论证力不够，可信度不够，那就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请出来，你不听我的，还不信他们的吗？！
现在西方学术是这样，那中国学术应该怎么走？有些中国学者不注重引注，用别人的东西而不表示谢意，到最后就是剽窃。还有的把一大堆的学术资料堆积起来就好像一个很严谨的学术，实际上没有任何思想。我在东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做人文科学的学者的最重要的伎俩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一支笔走天下！有一个大文豪叫沈从文，还有一个叫汪曾祺。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上海找不着工作，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偶像沈从文，说自己不想活了，苦苦读书，却找不到工作。沈从文回信只有一句话，说：真没有出息，你有一支笔，怕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本领和自信，叫“你有一支笔，怕什么！”当然，我们做老师的光有一支笔还不行，还得有一张嘴。有一个西方学者说过，“上帝既然给了你一张嘴的时候，就不再给你一支笔”，于是我们培养了一大堆教书匠。我在东南大学做院长15年，此前做系主任等10年，我坚定一个信念，没有好的研究，就没有好的教师，我不相信研究不好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们要非常潇洒地一支笔走天下，潇洒的底气，就是我们原创的能力，我们思想的能力。
第二，宏大与精致的关系
我们做学问最后要达到什么境界？冯友兰先生讲学问有三境界：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先照着别人讲，学人家的；然后开始接着讲；最高境界是自己讲，原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学问有三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旨在劝人做学问，明白学问的艰辛。“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才能“望尽天涯路”，一个“独”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做学问必须耐得住寂寞，没有寂寞哪有学问。现在的微博微信那么多，微信把现代人的思想撕成碎片，我不用微信不是因为我学不会，虽然我的学习能力特别差，更重要的是我比较喜欢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这也许不是好的生活方式，但我已经不可改了，已经无药可救了。
宋代大学问家朱熹的学问被概括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十个字，做学问的全部风流全在其中。“致广大”是宏大；“尽精微”是精致；“综罗百代”，历史上的所有人物，我都尽收笔下，了然在心，万物森严于方寸之间，这就是学问的境界。我们现在做学问的方法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广大是广大了，精微不够。学问之美在哪里？我刚才讲了在严实，在精微。学问和生活是相通的。我们苏州有园林，扬州有园林，在古建筑、古代园林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怎样的学问启示?我们去苏州看拙政园，到扬州去看个园，真可谓“宽可跑马，密难藏针”。就一个个园，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有，密的地方针插不进，宽的地方可以跑马，这样一种园林，它的意境全出来。我特别喜欢古代的建筑，特别喜欢古代家具，看了以后获得很多人生的启示，从中可以悟出我们做学问该怎么做，精致到什么程度，大气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所以胡适先生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没有大胆假设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一种宏大的气势，但如果只有大胆假设那只是拍脑袋，那不叫学问，还需要“小心求证”。意见和学问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现代人吧胡适这两句话当成了它的全文，忘记了这句话下面还有句叫“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胡适粉丝一大堆，到了哪里都要题词，一上课就题词，胡适最喜欢题的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学术是为人之学治学之术，我们现在把胡适这个为人之学给去掉了。
如果把它转化成现代话语，那么宏大、精致、严谨和严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借用艺术家的话来说是“大胆泼墨，小心修饰”。中国有一种画体叫泼墨画，还有一种画本叫工笔画。工笔画有精致，但没有那种大气磅礴，泼墨画有气势，但缺少一种精致。怎样把精致和气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学术功力所在，我们在生活之中感受到这一切的时候，可能就会体会到。做学问常常有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之分，我们很多都是在大题小做，而不是小题大做。有一句话叫“面面俱到，一句不要”，一篇报告，一篇文章写出来，什么都讲全了，但一句话都没用。我们不需要那种平庸的全面，一个前苏联的教育家说过，不要逼着我们在有独特思想的精神病患者和有交往能力的白痴之间做出选择，他讲的是教育，但对我们做学问也是有启示的。
第三，应用与严实的关系
我们社科院最大的特点跟高校比起来是为现实服务，而且为地方现实服务，我去四川参加智库会议，湖北省社科院的院长讲了一句话让我挺有感触，他说现在建智库对高校来说是一次扩张的机会，对我们社科院来说是生死存亡。因为过去智库只是我们干的活啊，我们垄断，现在全国的高校都来和我们抢饭碗，我们社科院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说忧患意识是应该有，但不要这么低调，我们要有自信，我们的绝活不仅这么一点。我们是面向应用的，但是在面向应用的时候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面向应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责任感。什么是责任感？我们搞人文科学和搞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责任感往往淡化、退隐。为什么或淡化或退隐呢？建筑学家要设计房子，如果基础做不好，房子会倒下来压死人，会被抓起来。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呢，拍脑袋拍出来，似乎出什么馊主意都没有关系，我们常常批评经济学家帮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高消费刺激高增长就是最大的馊主意之一。我很欣赏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讲的一句话，他说经济学就是一门骗人的学问，这儿有很多经济学家，我不是贬低经济学家，我没这个意思。这位诺奖经济学家的本意是想道破经济学如何通过制造时尚来引导消费，通过引导消费来拉动经济，等等，他这里的“骗人”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骗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之第一节便宣告，人类历史、世界史是有两大动力构成的，一个动力是经济，一个动力是宗教。要把马歇尔的这个论断与以上诺奖经济学家的话对照起来才能真正读懂经济学。我觉着我们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应该追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主张被社会采纳了，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问。责任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首要意识。
责任有多重要？我举个简单例子，譬如翻译。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为什么向广岛长崎扔原子弹，原因之一就是翻译的错误。美国人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本来是想吓唬他们一下，看了这个通牒后，日本的国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一句关键的话可以做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是“我们不理睬它”，还有一种翻译是“让我们想一下”。结果美国的翻译恰好翻译成“我们不理睬它”，于是罗斯福被彻底激怒了，说你都到这个程度了还不理睬我，第二天原子弹就过去了。如果翻译成“让我们想一想”，可能结果就是另外一回事。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做研究的那种沉甸甸的责任。还有一个美丽的错误是“星球大战”，星球大战这个词本来是德国人搞的一个游戏，是科学家的一个想象，传到美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情报。游戏变成了一个情报，美国就十分紧张，于是美国就开始启动一个叫做星球大战研究的计划。现在的星球大战战略就起于这样一个简单误传。
三、严实之处见风流
一个小时到了，该结束我的发言。我的结论是：严实之处见风流。我不想说教，还是试图以叙事方式呈现这个结论。
我们扬州有位著名学者叫朱自清，朱自清有篇著名散文《荷塘月色》，其中写到夏夜的蝉声。很久以后，一个学者偶尔告诉他说夏夜炎热，知了是不叫的。于是，朱自清便不断地去考证夏天炎热的时候蝉是不是叫？很多人都告诉他说禅是不叫的，朱自清也写信更正文中这个错误。这事拖了近20年，最后有一个科学家告诉他，夏天最热的时候蝉是不叫的，但如果要下雨了，这个时候蝉是叫的。这篇美文，就为了这个细节朱自清执着了20年，真是“自清”哪，这就叫学术，这才叫学术，因为他的严谨给学术史留下一段风流佳话。
做学者，做研究，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应当努力使每一次的调查报告，每一次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们自己的学术积淀。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最后在我们老了的时候，在我们做文集的时候很多都不能用，我们的研究早就是昨日黄花了。学术研究不能成为自己的学术积淀，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怎么办？办法之一是，让我们每一次的论文或报告有足够的学术支持和学术含量。以严实见风流，以严实现风流。
学问之美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真正好的学问做出来是可以把玩的，当我们真正发现学问之美时，也许就可能触摸学问之魂。我在沙发上、书桌旁到处都放着一些可以把玩的玩意儿。我冥思时喜欢抓一个东西在手上，有时候晚上实在累了睡不着也会在手上抓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学问也要做到可以把玩。但是，现在有一种可怕的倾向，有的人是在玩学问，没有把学问当成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这些人做学问是想从中获得一些短暂的功利，像课题、课题费什么的，当然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讲这无可厚非。我们做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把它当成职业来做，所以我认为，“老师”变成“教师”是一次沦丧，因为它给老师“去魅”，将老师职业化了，甚至变成金钱关系，老师成为“老板”。第二种境界是把学问当成事业。事业不是职业，它是我的追求，也是我安身立命东西，但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即第三种境界，是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就像抽烟喝酒吃饭是你的生活方式一样，这个时候就再也没有痛苦了。
我常给学生说，做学生最大的悲哀是没有一节终生难忘的课，做老师最大的悲哀是一生没有收过一个最得意学生。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一个好老师是好找的，我们材料都在网上，可找一个好学生，却是可遇不可求。一个著名大学，一个著名研究机构，最大悲剧是没有一个令人敬仰的大师。大师之美是什么?举个例子，北大有一个著名学者叫金克木，他和季羡林并称“未名四老”，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但金克木就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是怎么成功的呢？起先，他在北大图书馆做前台服务，有一次大文豪刘文典来借书，开了一份很长书单，因为这书单上都是馆藏书，金克木不敢做主，就跑去问馆长，刘先生要借这些书怎么办？馆长一看书单说这些书不能外借，借出去容易坏了。金克木就对刘文典说很抱歉。等他走了之后，金克木忽然想起，这位先生借的书非同一般，他硬是通过回忆把这些书单写下来了，然后就在图书馆将刘文典要借的这些书认真钻研。看完了，弄懂了，金克木就成了今天的金克木。这就叫大师之美。所以，做学问离开了严和实，离开了精致，是没有学术可言的，最多我们只是付出劳作，做了一件事情而已。我们研究社会，研究人，如果我们在学问中不能感受到人，不能感受到社会存在，那就不能和它对话，真正的研究在在写作过程中是应该能够对话的。
怎么把学术做出一种潇洒，做出一种大气，做出一种严谨之美？我多次讲刘文典，因为刘文典是文学史上一个很怪的大师。他有一天在北大讲《月赋》，讲了十分钟，突然说今天下课了不讲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在北大草坪上晚上七点钟开始讲。这种随意下课在今天可能是要被处分的。一个星期以后，一轮明月高悬，草坪讲席前摆了一排椅子，后面坐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刘文典先生对着一轮明月给全校的师生讲《月赋》。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意境！是一种学问之美，学问之魂，是一种学问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