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4-15日，第四届东南大学实验哲学工作坊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大礼堂报告厅成功举行。此次工作坊的主题为“交叉学科视野中的实验哲学”，来自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扬州大学、东华大学、华侨大学、喀什大学、嘉兴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福建省行政学院、湖州师范学院以及东南大学师生90余人参加了会议。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系主任张学义老师主持开幕式，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夏保华教授致开幕辞。夏院长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预祝本届实验哲学工作坊圆满成功。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在四牌楼大礼堂前合影留念。
大会报告由上海大学刘小涛教授主持，厦门大学朱菁教授报告了“当今实验哲学：世界和中国”。朱老师首先指出，当今实验哲学发展主流仍然在英语国家，从2001年开始，国际期刊杂志上关于实验哲学的论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年来总发文量近1000余篇，尤其在2016-2020年5年的时间内，发文量近400余篇，论文涉及伦理学、认识论、心灵哲学、基础实验哲学、语言哲学等多个领域，Philosophical Psychology、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Mind and Language、Cognition、Synthese等顶尖期刊中均有数十篇关于实验哲学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实验哲学在国外有着较为迅猛的发展势头，总体上仍属于上升期；而国内关于实验哲学的研究从2011年起步，2016年到2020年数量最多，研究论文多数发表于《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期刊，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实验哲学基础理论、伦理学、心灵哲学、知识论、语言哲学、逻辑学（量化理论）以及行动哲学等方面，各个方向在定量研究与非定量研究层面有所不同。
朱菁老师在分析国内外实验哲学发展差异后指出，中国的哲学研究因缺乏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传统以及跨学科发展思维，中国的实验哲学发展面临诸多困难，这也给中国的实验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后，朱老师还为实验哲学提出两点辩护：第一，哲学以论证为中心，如果接受这一点，就应该接受实验哲学。人们得到的结论是由前提推论出来，而前提立足于经验观察和直觉，实验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检验这些前提是否成立；第二，从常识和哲学之间关系来看，我们需要寻求实验哲学的帮助。常识之于哲学，强调常识是哲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哲学之于常识强调研究、分辨大众对知识的不同态度，大众和专家关于知识的态度差异性需要实验哲学来检验。最后，朱菁老师指出，哲学的目标是“求真知、寻良方、致理解”，实验哲学的诞生和发展，似乎展示出一种更好地融合现实与理论的新方向。
南京大学潘天群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哲学：践行与实验”。潘老师提出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是起源于20世纪对学院派哲学太过于理论化和脱离日常生活问题和主题的批判的运动。它是一种再次用生活方式来定义哲学的尝试，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一种新范式。德国哲学家伦纳德·尼尔森是最早的尝试者，他最早探索做哲学的模式。尼尔森认为“苏格拉底方法不是讲授哲学的艺术，而是讲授如何做哲学的艺术；也不是关于讲授哲学家的艺术，而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Nelson，1922）。讲授哲学是一个活动，它是practical，更是一门艺术。但是罗素、维特根斯坦掀起的分析哲学运动淹没了尼尔森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并且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还提出“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实际上，尼尔森与《哲学研究》中语言游戏论的观点更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等终结学院化或者理论化哲学，但这种“终结“活动又形成了新的哲学，这些哲学家还是坐在扶手椅上。较早的哲学践行探索是李普曼和马修斯在儿童哲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聪聪的发现》一书被视为儿童哲学诞生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哲学践行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德国哲学家阿亨巴哈（Gerd B.Achenbach）于1981年建立的第一家哲学践行机构。目前，哲学践行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发展展蒸蒸日上，既包括哲学的具体实际应用，又包括哲学应用的学理研究。美国城市学院的马里诺夫（Lou Marinoff）教授是哲学咨询中的著名人物，创立了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APPA），现为主席，他的著作《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的第一章标题为“哲学，站起来！”（Stand-up philosophy），这说明了哲学践行的重要性。潘天群老师举出“南京哲学茶舍活动”案例，说明了他此前在哲学践行方面做出的工作。潘老师最后说明了实验和践行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从不同之处来看，Practice过程有认知的成分，但更重要的，在践行活动中我和他人的精神在践行中都得以提升，而Experiment主要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是检验理论或假说的手段。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哲学方法上的新探索，都具有“意外性特点”。潘老师指出，实验和实践都是在哲学边缘上进行探索，它们是革命性的。哲学践行是一个与传统理论化的哲学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哲学范式，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使得生活更美好的艺术，期待哲学践行与实验哲学共同为人类幸福做贡献。
武汉大学喻丰教授报告了“人工智能的实验伦理学”。喻老师首先强调实验伦理学是从心理学方法入手探讨伦理问题，特别是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对策。它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人性的善恶问题，我们通过实验方法可以了解人性的本质以及社会大众的人性观；二是道德判断的情与理问题，虽然二者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但现代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包括神经科学技术的引入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个人特质与情境因素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表明，微小的情境变化就能影响我们的道德行为；四是普遍道德原则与文化差异的问题，虽然可能存在普遍的道德原则，但是道德判断与行为仍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实验伦理学能帮助我们消弭科学与哲学间的壁垒，拉近“是”与“应该”的距离。
喻老师及其研究团队基于前人研究和大数据分析，结合心理学实验研究工具，对人工智能融入人类群体做出群体性研究分析，用“道德差序圈”概念解释中国人的道德结构，说明了人们对于接受人工智能的矛盾心态。人工智能要做好道德归责，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拟人化”来做出判断，建立落实到人、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所采用的案例是孤独症患者对于人工智能陪伴的接受程度和本质原因。最后，喻丰老师指出，道德教育的核心是能动性，关于人工智能的道德讨论也要区分人心和算法，诉诸于不同情境下的道德教育也需要底层逻辑的加持，未来人工智能研究以及相关道德规范还需要不断更新和演进。
南京晓庄学院陶丹老师讲述了“内隐道德和外显道德加工的差异——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为主题的报告。首先陶老师讲述了课题的研究背景，道德是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用以指导社会行为的习俗和价值观，研究道德加工的神经机制将为复杂情境下人机交互意图理解和判别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接着，陶老师讲述了外显道德加工及其神经机制的理论解释和内隐道德加工过程中的理论解释。研究框架的内隐和外显道德加工的行为研究中，内隐道德加工会耗费更多的心理资源，道德信息会促进外显道德加工，但会干扰内隐道德加工；内隐和外显道德加工的眼动和ERP的联合研究中的眼动结果显示，无论内隐还是外显任务中，道德图片更短的首次注视时间说明个体对道德行为的自动关注，而对不道德信息需要更多的注意维持；ERP结果显示内隐道德加工涉及更深的加工过程去区分不同的道德信息，对潜在的道德信息也需要更多的抑制控制能力。最后老师总结认为内隐和外显道德加工的几个研究比较为完善道德理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神经证据，同时有力地证明了内隐和外显道德加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南开大学的Frank Zenker教授以“What the Replication Crisis in Behavioral Science Teaches Experimental Philosophers”为题进行了报告。Zenker教授首先提出随着实验哲学的蓬勃发展，实验哲学家应该更加密切地关注行为科学中的一些方法论缺陷。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缺陷涉及到假设检验研究中可接受的错误率。Zenker教授讲到，行为科学家一般遵循雅各布·科恩提出的一个标准，即先前接受的假阳性错误率α= 0.05的一般相对严谨性与β=0.20的假阴性错误率相匹配，这意味着一个统计上显著的真正观察到的效应(又名真正的发现)不能被独立重复的概率是一个统计上观察到的显著效应为错误发现的概率的四倍。Zenker教授指出，有人认为这一标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在他看来，这一惯例的广泛接受对于解释行为科学中的重复危机至关重要。虽然特定研究领域内“正确”的错误率的确定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考量，但是单理论研究表明对科学知识体系的真正贡献的前提是α=β<<0.05。Zenker教授提醒实验哲学家们最好重视这个理论前提。最后，Zenker教授针对实验哲学研究中遵循α=β这一严苛标准的可行性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并为实验哲学家的实践操作提供了建议。
上海大学刘小涛教授以“思想实验的独立生命”为主题作了报告。刘老师首先根据哈金的意见：科学实验有独立生命，但思想实验没有独立生命，想论证一个较弱的观点：有些思想实验有独立生命。接着老师指出，实验有检验理论的作用，检验假说或理论，是实验最突出的认知价值；科学实验有探测性作用，有时候，因为技术、物理、实践或者伦理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科学实验，研究者用思想实验来进行探究。但是思想实验具有哪些特征或必要条件，如何区分好的思想实验和坏的思想实验，这些问题都还充满争议。接着刘老师指出，哲学思想实验的认知价值，它们不是发现新的经验事实的工具，而是发现既有概念装备不完善之处的工具，实验有别的作用，比如创造现象、创造新的工具性知识、建构事实、说服共同体成员或者大众，这些观察对于理解思想实验的认知价值可能有启发。作者将“思想实验有没有独立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如何理解思想实验的认识论作用的论题。最后刘老师总结，有些思想实验实质性地依赖于概念能力的运用，而不是既有的经验或想象力在可能情形上的运作，其目标是获得概念性知识。至少有些思想实验，有独立于理论的探测性作用，它们也总是可以被重复、改变或改良，它们有独立生命。
华东师范大学颜青山老师、东华大学何朝安老师、华东师范大学郁锋老师、绍兴文理学院陈巍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李金彩老师、北京师范大学代海强老师分别对上述报告作了点评。
14日下午的主题报告先后由东南大学刘敏副教授、四川大学徐召清副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代海强副教授、绍兴文理学院陈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金彩老师、四川大学徐召清副教授、东南大学张学义副教授、马星城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丁晓军副教授、绍兴文理学院董达老师、浙江大学郭喨老师先后作了报告。上海大学刘小涛老师、复旦大学朱林蕃老师、中山大学伍素老师、东华大学何朝安老师、浙江大学郭喨老师、绍兴文理学院刘庆明老师、厦门大学徐嘉玮老师、清华大学张伟特老师、华东师范大学陈海老师点评了此阶段报告。
代海强老师的报告题目是What is it like to lucid dream?Lucidity as a test case for the knowledge argument（《清醒梦是什么样的? 作为知识论证之测试案例的“清醒”》）。代老师首先回顾了知识论证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关于“能力假说”（Ability Hypothesis）和“亲知假说”（Acquaintance Hypothesis）两种观点的探讨，并着重讨论了能力假说（Ability Hypothesis）的理论优势和面临的问题。代老师适时地引入了“清醒梦”现象，并认为对于清醒梦之“清醒”的实验研究有助于知识论证的进一步发展——清醒梦者能否通过直接的洞察或通过认识梦的感觉而不认识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任何不一致而触发清醒?代老师及其团队的实验研究试图从经验上“解决”知识论证。他认为能力假说是一种易被实验检验的解决方案，而之所以选择“清醒梦”之清醒作为实验内容，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做梦者是如何意识到他们在做梦的?他们能在没有成功推理出梦中的某些事件或经历与他们平常清醒时的经历不一致的情况下触发清醒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
陈巍老师报告的题目是“Look into My Eyes：交互敏感心灵假说”。陈老师依次探讨了不可观察性与他心黑箱；如何理解直接社会感知中的“感知”；“读眼识心”任务及其认识论预设：现象学的批判；重新发现眼之“心”功能：眼睛的社会性演化；身体、眼睛与知觉交流：现象学的还原；现象学比较心理学：从交互敏感眼睛到交互敏感心灵等问题。陈老师在报告中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心理学意义上的“交互敏感眼睛”走向现象学意义上的交互敏感心灵：首先，在相互凝视中，人们不会仔细注意到瞳孔的扩张等物理细节。从虹膜边缘到眼角一直有脱色素现象。其次，在社会互动中，我们不仅注意到自己注视点附近的他人的眼睛，而且还注意到他人整个面部表情，特别是嘴和眉毛的位置。即目光的质性意义不仅仅是在目光中，而且在包括目光在内的整个面部表情中被解读。最后，在我们的日常遭遇中，我们既不是面对一个单纯的身体，也不是面对一个单纯的心灵，而是面对一个心理-物理的“表达的统一体”。眼睛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学意义综合心理-物理表达统一体的绝佳范例，而凝视或目光接触、交换等则充分体现行为在心理学物理学上无差别的概念。
李金彩老师的报告以Perspectivalism in Cross-cultural Semantics（《跨文化语义学中的视角主义》）为题。李老师首先解释了实验语义学、跨文化语义学等术语的内涵，区分了“宽式实验语义学”与“窄式实验语义学”概念，分别对应于“消极的实验哲学”和“积极的实验哲学”。接着，李老师以专名指称测试为切入点，对过去20年来的跨文化语义学研究进行了概述。李老师指出，已有的实验语义学研究结果有力地表明，普通大众的语义直觉判断存在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间差异；但是这一发现主要集中在基于当代哥德尔案例的实验中，而这类实验素材中存在一个固有的问题即是认识视角不对称性，也正是这种不对称性致使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普通受试在作答时采取了迥异的视角择取策略，进而给出不同的直觉判断，呈现出语义直觉的跨文化模式。这种将指称性直觉之跨文化差异归因于视角择取的解释路径被哲学家Michael Devitt称为“视角主义”，李老师在报告中对有关视角主义的反驳进行回应。最后。李老师提出了实验语义学2.0方略，通过拓展研究议题的范围，探索多元化的实证研究范式，将传统的概念思辨与认知科学实验有机结合，有望成为革新“直觉驱动的浪漫主义”和“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式的语言哲学论证方法的有效路径。
徐召清老师的报告题目是“逻辑学中的从弱原则及其应用”。徐老师首先介绍了“从弱原则”的概念，即——如果对一些概念的内涵存在强弱不同的解释，逻辑学家往往选择较弱的解释，以此出发构建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从弱原则”。随后，他论述了采取从弱原则的原因：更大的普遍性——因为逻辑学家通常期望逻辑能够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工具，所以在强的解释和弱的解释之间，逻辑学家们往往会选取弱的解释。接下来，徐老师结合“蕴涵与双蕴涵”、“相容析取与不相容析取”、“集合论”等问题讨论了不采取“从弱原则”会遇到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并得出结论：从弱原则在逻辑中是广泛存在的，并且逻辑学家采取从弱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是合理的选择。徐老师还认为，“从弱原则”还有助于澄清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之间的诸多哲学争论，比如，而经典逻辑可以看作建立在更弱的非经典逻辑基础之上的哲学理论。对“从弱原则”的反向应用也可以帮助理解当代哲学逻辑研究中的一些新动向。比如，很多非经典逻辑都可以当作经典逻辑的片段来研究，哪怕是可定义的片段，单独提取出来时也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元逻辑性质。从弱原则对实验哲学尤其是实验认识论的启示。很多认识论概念都有强弱不同的版本，比如知识、信念、证成、knowing-how，但不影响哲学家从弱的版本出发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而实验哲学的研究也有助于为从弱原则中的“弱”划定一个恰当的边界。
张学义老师以“科学理解的实验哲学之维”为题进行了报告。张老师首先探寻了实验的科学哲学之路，实验哲学是近20余年来国际哲学界兴起的一场哲学方法论变革运动，然在科学哲学方向涉猎较少，科学理解可视为众多尚待开拓且能有所作为的议题之一。接着，张老师阐述了科学理解在传统科学哲学领域一直因其被认为具有心理主义色彩而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的合法议题之外，不过时至今日，却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核心议题。随后，老师援引瑞士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姆贝格的观点，其在《解释对象理解：认真对待程度》一文中指出，应该摒弃对科学理解抽象的概念分析，转而寻求对科学理解程度的解释，并且区分了对象理解程度的三个评估标准和一个对象理解的必要条件。最后，张老师结合每个评价条件探究了科学理解度的实验设计，进而分析了科学理解的实验哲学之维是否可能。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马星城老师以“A Cognitive Inquiry into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e: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 Data”为主题进行了线上汇报。语内翻译在翻译实证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考虑到其与语际翻译的诸多相似之处，老师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来研究翻译和意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以语内翻译为例。24名研究生被要求进行四种类型的学习任务(中文释义，英汉翻译，英文释义，中文为不同类型的源文本（ST），他们的眼球运动被记录以分析认知努力和注意力分布模式。最后实验得出了三个结果，第一个是翻译引起的认知努力明显高于释义，第二个是翻译和释义在认知努力上的差异受文本类型和目标语言的调节，第三个是翻译和释义在注意力分布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项以过程导向的研究证实了语言间翻译中更高的认知努力，这可能是由于双语迁移的额外复杂性，此外，文本类型和目标语言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丁晓军老师汇报的主题为“哲学咨询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基于人工智能的哲学咨询实验”。首先丁老师肯定哲学践行是应用哲学的重要范式，德国哲学家阿亨巴赫于1981年创立“哲学践行与咨询研究所”，这一事件被看作哲学践行运动开始的标志。其次对哲学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和咨询范围进行四个方面的介绍，包括自我认知、人际关系、生老病死和职业困境等等。而后基于人工智能哲学咨询实验展开分析比较，通过让ChatGPT模拟哲学咨询师的角色并与之就人生意义等问题进行对话，基于所获得的结果来探讨人工智能在哲学咨询领域的应用潜力，并研究其对咨询过程和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与哲学咨询师活动达成“合作”、“交互”、“创新”三个方面的积极有效的联系。除此以外，人工智能在哲学咨询中还有诸多应用潜力，比如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保障用户隐私的前提下，提供高质量的哲学咨询服务以及更加丰富的用户体验；基于用户历史行为和潜在需求，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对用户进行更加精准的、动态的咨询推荐；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辅助哲学咨询师进行分析、筛选和评估，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决策支持。相较于人类哲学咨询师，人工智能咨询师在诊断能力、服务范围、费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讨论了哲学咨询师主要面对“技术变革挑战”、“专业素养提升”以及“用户隐私和安全”等问题。
最后丁老师强调，在“人工智能+哲学咨询”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哲学咨询的扩展和改造，是哲学践行的重要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无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的咨询方式。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系统在哲学咨询中仍存在很多限制性问题，需要引领整个行业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思考。
绍兴文理学院董达老师汇报题目是“人不是物：社会认知的稽古维新”。董老师从“当代社会认知的理论版图、早期社会认知历史的失落、‘人不是物’论题、理论构建：从外部对象空间到内部神经通路”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从经典概念和新概念工具之间的差异以及经典概念的语词史给出当代社会认知理解版图的来源，认知科学中社会认知的历史被当代的很多人认为真正始于1980年代的美国认知科学界，然后其思想前史被哲学家重构，一直向前追溯到了哲学学科内史上的大人物和主要哲学流派。紧接着从对“人物”的早期社会认知出发，说明“人-物解释鸿沟问题”，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原本就来自对死的对象（物，机器，计算机）的概括，照搬至活的对象（人，自主体）时，反而只是贫乏地在“认知”前面加上了限制词“社会的”。紧接董达老师着介绍了Heider的对象理论以及其中心地位，从外部对象空间和内部神经通路来说明信息是如何形成社会认知，从实验科学的角度出发说明社会认知产生原因，也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最后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科学只能在直面其本身的属性、构成和历史时获得认识，除此之外，诉诸其他所有间接的方法、其他所有的学科均不能真正接近“人”—— “人”的现象、“人”的经验、“人”的知识，来自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一般“认知”原理也不例外。
浙江大学郭喨老师汇报的主题是“严格指示词、自然种类名与人类语言”。郭老师主要从“严格指示词”与“自然种类名”、“人类语言的运作与自然种类的指称”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说明内在结构决定了自然种类的本质，同一自然种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致的内在结构，自然种类是由其内在结构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认为自然种类与其内在结构具有同一性。“内在结构一致性”是自然种类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自然种类的实际本质，但是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对取样难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依赖于“当代科学认识论”的“严格性”展开对于“水”本质的讨论，指出对自然种类“水”而言，“水是H2O”并非水的内在结构，“水是H-O-H”才是水所“共有的内在结构”，是作为自然种类的“水”的本质，同理氯化钠和盐的名称讨论也是如此展开。这种现象说明，自然种类名这类“严格指示词”的“严格”性以所处时代的“科学认识论”为保证。虽然自然种类名是最标准的“严格指示词”，但却并不满足“严格指示词”的“理论预期”。
第二部分指出人类认知和语言与自然类之间的关系。郭老师以黄金为例，名称只在语义上与一个宽泛的摹状词簇相联系。对特定对象属性的描述虽不能“绝对确定”地判别出“一定是黄金”，却能“相当有效”地区分出“大概率不是黄金”与“很有可能是黄金”。人类实际上并不需要一种“跨界同一”的逻辑学“最优指称”，只需要语言在某个特定的“可能世界”比如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进行有效指称就够了。总结出人类语言的三个基本特征：人类语言服务于信息的有效编码、高效传递这一终极目标；人类语言“够用就好”，高度语境依赖，具有社会性、约定性、经济性；人类语言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变化和演替之中。
最后郭老师指出在，语言源于且用于现实世界人类社会的交流；因而，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应当及时地复归于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而不是相反。自然种类最初得名仅源于人类的“约定”。当我们充分认识到语言的人类性与社会性，“自然种类名”相关的指称问题、以及更多的“科学哲学疑难”、“语言哲学悖论”，也就获得了新的解药。
在10月15日上午的两场主题报告，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颜青山教授和绍兴文理学院陈巍教授主持。上海大学李大山老师、厦门大学徐嘉玮老师、西安交通大学丁晓军老师、华东师范大学陈海老师、华侨大学黄俊维老师、北京大学隋婷婷老师、东华大学何朝安老师等对此阶段报告作了点评。
中山大学伍素老师首先以“论证对思想实验判断是否有影响？——一项实验哲学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伍老师在实验哲学背景的回顾中讲述了直觉与论证之争：盖梯尔本人在原文中并没有提到与“直觉”相关的表述，并且在得出主人公不具有知识的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作为依据。伍老师认为，哲学不诉诸直觉而是诉诸论证，盖梯尔案例能够作为传统知识论JTB定义的反例，也不只是因为它直觉上是一个反例，而是因为大量学者通过论证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反例，比如说主人公的真信念仅仅是来源于认知运气。论证能够指向正确的判断，论证能够改变人们对于思想实验的直觉判断，论证能够起到修正思想实验判断的作用。接着，伍老师介绍了直觉与论证实验的实验流程，认为论证不能够起到修正盖提尔案例判断的作用，“只是相信”存在天花板效应，“真的知道”缺乏足够有力的论证。同时中国被试对于盖提尔案例的判断同样不敏感于论证，中国被试对于相当一部分思想实验的判断都敏感于论证，思想实验判断对于论证的敏感性可能取决于判断类型。
复旦大学朱林蕃老师进行了题为“虚拟现实，真实道德？实验如何帮助构建更好的虚拟现实道德准则？”的报告。首先，朱老师指出了当今的时代背景，即虚拟现实技术逐渐走向生活，而这会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与虚拟的双维度生存人类。值得关注的是，虚拟世界中的化身人的道德规范却仍然缺失，虚拟（人身）伤害、虚拟（性）骚扰、话语暴力等现象也已经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话题。接着，朱老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报告：第一，虚拟伤害是真实伤害。由于VR具身感使人的认知状态沉浸在了虚拟现实中，虚拟伤害是真实的。虚拟伤害与具身感的分析可以从自我拥有感、能动感、自我位置感这三方面展开研究，并由虚拟具身感进而延伸到对虚拟的道德感的讨论。第二，虚拟人的道德地位。从道德地位与道德实践来看，虚拟人具有相同道德地位。在这里朱老师进行了三种实验来进行检验，分别测试虚拟能动感与虚拟化身的自我认同、虚拟环境下道德能动感与现实的道德慎思之间的同步感、问卷采访被试虚拟环境中作恶的理由，但目前实验二和实验三还在设计与进行中。第三，虚拟世界的道德准则设计。虚拟世界的道德准则在两难之间行走，因此虚拟的道德准则既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虚拟世界不应该是道德解离效用所。针对这些问题，朱老师在最后提出了三点可能的伦理建议：确立法律原则的用户保护模式、确立用户为中心的道德体验场、增加作恶成本。
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隋婷婷老师报告的主题是“意识上传与自我认知困境的实验哲学研究”。报告中提出：意识上传指通过精确扫描人类大脑的物理结构，对心理状态进行仿真并将这些信息数据化拷备进计算机以建构数字人类的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意识上传有望变成现实。人们对意识上传赋予了延长寿命、提高认知能力和提升幸福感的期望。目前意识上传有三种方案：破坏式上传、渐进式上传和非破坏式上传。蓝脑计划、EEG脑电实验、认知假体的成果研制等都对意识上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意识上传的争议持续不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争议是“特修斯之脑”，该争议与著名的哲学思想实验“特修斯之船”有着高度相似性。但从大众直觉来看，对“特修斯之脑”和“特修斯之船”两个问题的回答未必一致。意识上传同样伴随着一些风险，比如双重主体问题、赛博代际传递问题、数据隐私问题和寻责无人问题。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报告从科林格里奇困境、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和技术的道德嵌入三个角度对意识上传提供治理方案并进行了反思。
喀什大学李慧敏老师进行了题为“实验哲学的元哲学思考”的报告。李老师围绕实验哲学这一主题，从受众和方法这两个思维启发点展开报告。首先是关于实验哲学存在意义的探讨，李老师围绕新发现、新发展、新境界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从存在意义上看，实验哲学是一种哲学探索。接着，李老师对“实验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自主探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实验哲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由于同时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两方面的内容，因此实验哲学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和多方法的。第二，实验哲学是思想实验与科学实验的融合。思想实验是相对主观的，而科学实验则是相对客观的，实验哲学在主观和客观这两个层面实现了同一。第三，实验哲学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李老师在这里指出了哲学直觉与日常直觉的差异性，围绕两方面引发大家的思考，即“专注着你的专注”和“颠覆着你的认知”，要在“我—你”之间构建起联系，促进新的发展。最后，李老师针对“实验哲学走向何处”这一问题给出了践行路径的解答。大众直觉危机表现在有选择的不选、失直觉、无意义这三个方面，而究其产生的原因有差异性、多样性、敏感性和不稳定性这四点。直觉体系具有复杂性，要针对理性的破碎，基于经验假设，成为指导心灵的方案，坚持以下三种具体路径：第一，回归日常，坚持从弱原则。第二，至理解，寻良方。第三，在专注和凝视的基础上，对问题深思，进行实证认知。
上海师范大学李晓哲老师进行了题为“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并不至关重要”的报告。李老师考察了当今社会现状，指出塑造可解释性被认为是处理数字技术可信赖性、鲁棒性、超归因错误等方面问题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础之一，然而在依赖这些技术的领域，可解释性并不重要。李老师从三部分展开报告：第一，解决可解释性概念和初衷可能相悖。“可解释性”的概念来源主要涉及计算机技术发展、结合符号主义智能、互联网资源与诞生、大数据处理方法、黑盒问题逐渐凸显、“可解释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六个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些与本身实践初衷相背离的问题显现出来了，这就可能遇到三种冲突：黑暗模式、解释陷阱和群体利益冲突。第二，利益与信任的关系问题。李老师以金融领域的“管理风险、投资策略和成本优化”、医疗领域“难以找到医疗人员认同的普遍真理”、交通领域存在“人为什么选择出行”的问题三方面引导大家展开对这一部分的思考，并指出过度集中时更应被关注的问题：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的差异、人的异化与机器发展的平衡、统治法则导致多样化减少、道德物化以及非线性推理问题。第三，真正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李老师指出，虽然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并不至关重要，但是不进行可解释性也是不行的，我们要秉持的最终理念是要实现人机系统的结合，而不能纯粹由机器操作。
绍兴文理学院刘庆明老师进行了题为“Inter- brain Neural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lying Different Cooperative Behaviors: A Hyperscanning Study”的报告。刘老师首先指出了研究进行的相关背景：第一，近年来fNIRS超扫描技术可用于研究合作与竞争、模仿行为等各种社交互动的神经机制；第二，人际互动过程涉及的脑间同步性可以预测并客观地反应社交质量；第三，大脑额叶和颞叶区域在人际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研究内容中，刘老师带领的团队选择了熟悉的朋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性别差异，主要采用共情问卷和大五人格问卷对受试者的共情能力和人格特征进行测试，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考察了三个合作任务存在的合作行为差异，采用fNIRS超扫描技术调查任务中大脑激活程度，IBS及影响不同合作行为的因素。然后刘老师主要从合作行为差异、脑内激活程度差异、脑间同步性（IBS）差异、脑内有效连接差异、定向耦合与脑间有效连接差异、性别差异、脑内激活与个体特征的关系这七个方面展开对研究内容的报告。接着，刘老师报告了三点主要研究结果：第一，在社会认知、行为反应和认知加工方面，不同合作任务的脑内激活和IBS差异显著；第二，不同合作任务中，男性参与者需要激活更多的脑区并保持更高的激活水平，才能达到与女性参与者相同的IBS水平；第三，大五人格测验中的神经质可能是预测女性在高认知加工任务中神经激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报告的最后，刘老师也指出了这一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展望：未来研究可以探索混合性别组在不同合作任务中的表现；除了PFC和右侧TPJ，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其他脑区；本研究中三种合作行为类型，并不能代表合作任务中的所有类型，更多类型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系统分析。
嘉兴学院顾璟老师进行了题为“先天性概念的消去论及其 CA 论证剖析”的报告，主要对当前科学和哲学中关于先天性概念的消去论观点进行剖析并给出回应。报告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消去论的动机及其主张。消去论认为“先天性”是一个源于大众生物学的概念，尽管曾推进了科学的进程，但其内涵实则混乱，如今已经阻碍到了科学的进步，故应废除其使用。第二，消去论者攻击的重要对象：渠化论。渠化论作为先天性概念学说遭到了消去论的质疑，由于认知科学家在使用渠化论的先天性概念时并不关注渠化论学说自身，所以在消去论者看来，认知科学中的先天性学说等同于渠化论；既然渠化论是有问题的，那么采纳这一研究策略不仅会对许多认知性状的发育产生误导性的研究结果，还会阻碍人们对这些性状的进一步研究。第三，CA论证及其分析。在支持消去主义主张的理论依据中，主要有五个方面反驳先天性概念的理由，它们在消去论的支持论证中被用作前提，这个论证就是关于先天性概念混乱的论证（CA论证）。消去论主张的理论支持来自混乱论证（CA论证），其中五个前提均有可质疑之处，尤其是源自大众生物学和本质主义倾向并不构成禁用先天性概念的充分理由。第四，对消去论的回应。消去论验证了“先天性”并非一个在生物科学和认知科学通用的概念；通过了解各科学领域对先天性概念的阐释，从而对先天性概念划定使用界限，这才是胜过消去策略的更优方案。
本次工作坊还为青年学子开设了“后浪专场”，分别有东南大学黄婷、何浩平两位老师主持，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郁锋、华侨大学黄俊维、嘉兴学院顾璟、东华大学何朝安、上海大学李大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飞翔等老师点评。
中山大学纪少文博士以“第三人称视角何以可能？”为题进行报告。纪少文认为，对第三人称视角或客观性的质疑是哲学的一个常青主题，在当代，质疑第三人称视角存在的论证大致可分为可错性论证和回溯性论证。在本次报告中，纪少文通过细致地分析这些质疑性论证的前提，指出了其中的两组概念混淆，以辩护第三人称视角的合法性，回应第三人称视角怀疑论的两类论证。纪少文在中立地介绍了三种视角之后开始了他的论证，在可错性论证中，他认为存在着认识活动本身的限制与第一人称视角的特征之间的混淆，以及视角范畴的内容设想与形式设想之间的混淆。在回溯性论证中，他以Peacocke的观点——第一人称的能动性涉及解释（the agency-involving account of the first person）为立点展开，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最后，纪少文总结出可错性论证和回溯性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反驳第三人称视角存在的两类论证的貌似合理性都建立在一个显露的概念混淆和一个潜在的概念混淆之上。他提出，“第一人称视角”仅是标识一类视角因素，它并不是为所有视角所共有的；而认识活动本身的限制是任何类型的视角所共有的，从它的存在出发不能得到形式设想的第三人称视角不存在。此外，他还指出，要理解、解释知识的稳定性，第三人称视角这种知态通达方式即便不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很好地解释它们的。
东南大学赵志辉博士就“情绪共情与义务论判断一致性的实验哲学考察”主题进行了报告。赵志辉的本篇报告有两个方面的展开背景，一方面，他从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观点——共情伦理学发现共情倾向与义务论限制呈现出一致性展开，试图从共情角度来理解和证明义务论道德原则要求的情感主义进路提供可行性。另一方面，他认为共情引发的道德动机存在共情-利己主义和共情-利他主义两种竞争性假设需要通过伦理实验进一步确证。接下来，他介绍了情绪共情分量表与共情关怀和个人痛苦两维度之间的分析，初步证明了共情倾向于义务论道德之间的紧密关联。为了补充更多关于二者之间因果关联所产生道德效应的研究成果，揭示情绪共情和道德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情绪共情是否能导致义务论判断产生，赵志辉提出了相关实验假设进行研究，实验结果初步表明了情绪共情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最后，他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总体性讨论，从情绪共情与道德直觉的内在关联的元伦理学分析、共情伦理对义务论进行情感主义诠释的可能这两个角度，展开了共情伦理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对话。
南京师范大学李元欣博士进行了题为“神经美学赋能艺术教学中的审美性”的报告。她首先从“艺术教学一定彰显教学艺术吗？”这一问题展开了报告，接着，她指出教学艺术研究视角中不变的是对审美性的呼唤，但依旧存在对审美性内涵理解的同质化趋向、艺术教学实践中审美性的沉寂等现象，而神经美学的出场为上述问题的求解赋予了新的可为空间。她提出用神经美学为教学艺术的审美性内涵理解提出新的诠释，并进一步为艺术教学的实操提供新的路径。接下来，她分别从美的本质、审美价值和审美活动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从神经美学的视角出发，美的本质从“美是什么”的问题变成了“物何以美”的问题，审美价值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辨有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审美活动则由“心灵”走向“镜像神经元”。最后，李元欣从艺术教学内容和艺术教学形式两个层面分析了神经美学提升艺术教学审美性的路径。在艺术教学内容方面，她提出利用镜像神经元机制达成视知觉审美具身化、利用自传体记忆唤醒听觉审美情感和利用艺术镜像模型促成视觉审美体验交互；在艺术教学形式方面，她认为将审美的原理迁移至教学形式中会有助于其审美性的彰显。
北京大学研究生刘镒铭同学带来题为“人类会轻信 AI 的道德建议吗？——探究人工智能顾问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的报告。首先，他介绍了AI参与道德决策的两种模式：作为决策者和作为建议者。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人类的日常决策，包括许多涉及道德的重要决策。过往研究主要关注当人工智能充当决策主体时，人们对AI所做决策的态度，但有关AI充当建议者时会引发何种效应，目前的研究并不深入。换言之，人们作为道德困境中的决策者时，人工智能或者人类专家的道德建议是否会对他们产生不同影响，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于是，刘镒铭阐述了他的三个线上实验，以检测人类决策者收到人工智能或者人类专家的道德建议时，不同组别间被试的决策结果是否有显著差异。以便进一步探讨被试是否有轻信人工智能道德建议的倾向，并考虑在收到建议后，当决策者面对负面结果时如何分配责任。最后，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人类还是AI专家，我们都会轻信他们的建议。此外，不同的决策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责任划归。一次决策中会同样归责于AI和人类道德顾问，而二次决策中对AI的责任划归会更少。
四川大学的本科生唐家蕊同学报告了他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以实验哲学探究反事实因果推理”。她首先整理了人类历史上对因果关系的描述，在讨论刘易斯（David Lewis）以及帕尔（Judea Pearl）等人的反事实理论基础上，她试图以线上问卷调查的形式提出因果归因在中文语境下的模式。她指出，问卷测试将着重关注两个大问题：第一，当面对反事实问题时，人们是否会自发考虑该反事实条件对整个事件因果关系的影响；第二，当被要求回溯原因时，人们考虑整个因果系统并且给出相应解释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接着，唐家蕊对实验的前期设计和结果分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分析，她深入探讨了东西方语境下因果归因的不同。之后得出，文化背景对因果归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反事实推理的普遍性和人们对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敏感度在跨文化情境中都得到了证实。她认为，人际关系的不同因果归因会造成明显的影响。而这次研究将拓展因果归因的文化影响因素，也会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同时有益于跨文化语境的交流。
东南大学本科生施雷同学以“‘伦理旋钮’：破解无人驾驶算法的跨文化视角”为题，报告了她所在的张学义老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她首先通过阐述无人驾驶的伦理困境和已有解决方案引出了“伦理旋钮”这一新的解决方案。接着，她介绍了在无人驾驶的“电车难题”和“隧道难题”两种情境下设计的四种算法实验，包括伦理旋钮算法、制动力学算法和功利主义算法、罗尔斯算法。之后，她从归责困境、囚徒困境、市场接受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四种算法实验的中西方被试样本，并得出了初步结论。最后，施雷作出了三点总结。第一，伦理旋钮算法的归责问题解决优势在中国被试中显现，但是在西方数据中并不明显：对于车主应当承担责任的判断，主要集中在被试被放置在非车主的情境之中时。第二，囚徒困境并未出现——结果更加符合面对灾难和死亡威胁的直觉：在没有更进一步具体条件来支撑判断时，生命应当被公正平等对待。第三，搭载伦理旋钮算法可能引起购买偏好，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于无人驾驶技术及其可能创造的智能交通生态环境仍然存有不信任。她指出，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愿意将汽车行驶时的危机抉择移交给算法，建立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和伦理算法的基本信任，是自动驾驶技术能否付诸实践、新的交通生态环境能否建立的基本问题。
中山大学石旭鹏博士报告的主题是“数是集合标度吗？ ——一项实验哲学考察”。他在报告中指出：想要回答“数是什么”这一问题，解决方案需要达到以下层面的统合：第一是它不能违反数学实践；第二是要与认知证据相符；第三是要给数的演化史叙述留下空间。单从单从数学内部无法找到“数是什么”的答案，研究这一问题需要跨学科的视角。而传统讨论所引材料存在希腊化、辉格派化、内省化的倾向，缺乏跨文化数学经验。近来，以马库斯·贾昆托（Marcus Giaquinto）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集合标度论受到关注，但是这一观点存在着一些问题，标度论中关于集合直觉的预设从未得到严格检查。报告中采取实验哲学研究进路，利用动物认知、数学史、演化视角等跨学科证据对集合标度论的底层预设进行检查，分析了穆勒和麦蒂的方案，比对了赫什的人类主义和穆勒的经验主义。报告中反驳了标度论者所述作为集合标度的数是环境性质的观点，指出数作为人类文明的特有产物，是人类活动和环境互动的产物。数是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对象，每一门研究都反映它的部分本质。采取这种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其本质，是与实验哲学主张相契合的。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谈知辰报告的主题是“捍卫认识论直觉的证据价值——为内格尔一辩”。他在报告中首先提到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直觉的证据价值问题。内格尔认为直觉具有证据价值，她通过将认识论直觉视为日常生活中的读心能力，论证了认识论直觉的可靠性。但她的观点遭到了亚历山大和温伯格的批评，两人持与内格尔相反的态度：直觉不具有证据价值。在二人看来，可靠性可以被区分为精确性和值得信任，后者是评价直觉证据价值的关键。而内格尔的论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仅仅论证了可靠性（即标准论证），二是其辩护与当代认识论实践不相关（即不相关论证）。针对二人的批判，报告人为内格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试图捍卫直觉的证据价值。分别从认识论直觉可以得到外部确证、读心能力可以在认识论案例中使用和“值得信任-基准精确”之分琐碎且有问题三个角度严密地反驳亚历山大和温伯格的标准论证、不相关论证与可靠性分类。从而指出亚历山大和温伯格对于内格尔的批评是失败的，有力捍卫了认识论直觉的证据价值。如果报告中的论证成立，那实验哲学的未来走向将会比温伯格所设想的更为温和。
厦门大学研究生牛森辉报告的题目为“现象意识的实验哲学研究 ——从knobe和prinze的研究展开的讨论”。他在报告中指出：现象意识概念是心智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本次报告关注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即人们是否实际拥有现象意识的概念。另外，现象意识在常识心理学中是否会区别于普通的心理状态？意识归属的判定与什么因素有关？通过knobe和prinze对现象意识的四个实验研究可以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对实验结果分析发现：受试者会对普通的心理状态和现象意识做区分；现象意识属于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与此对应，心理状态的主体分为能动者和体验者，能动者具有心理状态，而体验者是特殊的能动者，不仅具有简单的心理状态还具备现象意识；“感觉”一词表示了现象意识概念，在心理归属的判断上具有重要的。面对该实验研究可能遇到的三个质疑角度：群体能动者和个人之间的行为和功能差异、语境效应和功能主义对现象意识判断的重要作用，报告一一作出回应。并且对该实验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反思。最后，报告指出现象意识的实验哲学研究可能需要继续做的两个工作：一是继续从三个或者更多的研究对象出发做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二是继续思考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对现象意识归属的影响。
东南大学本科生的陈书恒同学，同样作为张学义老师课题组的一员，报告了“无人驾驶算法困境的破解之道——公众伦理预期为导向的无人驾驶伦理算法改进方案”的课题组研究成果。报告指出，无人驾驶汽车的商业化应用在多个国家提上了日程，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人员伤亡事故也从理论成为了现实。因此，设计一种合理的无人驾驶伦理算法显得很有必要。通过运用实验哲学设计问卷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公众对于对比功利主义算法、罗尔斯算法、制动力学算法以及“伦理旋钮”四种无人驾驶伦理算法的认可度。分析发现，四种伦理算法各有优劣，无法单独解决问题。而公众对伦理算法的评价有赖于伦理算法是否能满足公众的伦理期待，公众的购买意愿与对“无人驾驶汽车”本身的接受度相关。在此前提下，报告提出一种借用伦理旋钮的形式、在无人驾驶多元化情景下以公众期待为导向的综合算法设计，以弥补前面四种伦理算法在解决无人驾驶困境中存在的缺陷，提高公众对无人驾驶的接受度。除此以外，这种综合算法在事故归责、保留乘客主体性等多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破解无人驾驶算法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经过一天半紧张而密集的议程，第四届东南大学实验哲学工作坊落下帷幕。东华大学何朝安教授主持闭幕式，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朱菁教授致闭幕辞。朱菁教授首先表示，实验哲学工作坊的连续成功举办离不开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的大力支持，并与哲学与科学系自萧焜焘先生以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息息相关。其次，朱老师就实验哲学在英语世界中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态势做了简要梳理，总结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研究团队；二是有众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带来的学术的生机和活力，三是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和保障。期待中国的实验哲学在未来的国内、国际学术领域中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供稿：付小雨、严晨欣、郝佳箐、赵梦寒、靳昭煊、许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