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18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25期）
作者：尹洁
【核心提示】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对于康德文本中每一个哲学论证的细致梳理和重新建构，为其他派别或领域的康德研究作了示范。然而，在分析哲学发展最为蓬勃的年代，英美分析哲学鼻祖罗素、摩尔乃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都对康德的核心观点和命题持否定态度。
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对于康德文本中每一个哲学论证的细致梳理和重新建构，为其他派别或领域的康德研究作了示范。然而，在分析哲学发展最为蓬勃的年代，英美分析哲学鼻祖罗素、摩尔乃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都对康德的核心观点和命题持否定态度。
20世纪60年代，分析哲学世界对于康德哲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源于分析哲学世界对于所有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态度。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所有无法被经验确证的命题都应该被拒斥，由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本身。然而，分析哲学又进而拒斥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主张，反对其全盘否定形而上学命题。施特劳森等分析哲学家开始寻求捍卫形而上学命题的方法，他主张，换一个看待形而上学命题的视角，即将形而上学当做是一种对可能性条件的探求。人类是语言的使用者，当我们要用语词去指涉对象和用谓词去描述对象属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施特劳森看来，恰恰是他所定义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此种类型的形而上学，施特劳森称之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即仅仅描述我们用于理解世界的思想之结构。如果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能够以描述的方式说明我们用于理解世界所使用的那些思维手段何以可能，那么它作为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就可以得到辩护。施特劳森对于形而上学的重新定义弱化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要求。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探寻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而这在施特劳森看来，恰恰是一种描述我们用于认知世界的思想结构的理论性尝试。因此，康德的理论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我们用语言手段指涉对象和谓词化对象属性的可能性条件的尝试，是一种值得去挖掘其理论深度的系统。
即使分析哲学家承认施特劳森对于形而上学的重新定义，从而接受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康德哲学，也并不意味着康德哲学中的观点和命题就站得住脚。对于分析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命题本身能不能经得住分析方法的层层剖析，因此在多少认可了施特劳森的预设之后，分析哲学家还是回到了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检验和审视康德哲学中的具体、个别观点及其论证上来。
施特劳森的《感官的界限》为此作了一个示范。他极为仔细地审视每一个对于康德体系而言最为重要的核心命题，试图在严格的分析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出一个康德理论哲学的全新面貌。与苏格拉底式的只问论证不管观点的取向相反，施特劳森往往对康德的某个观点持肯定态度，却否定其论证的合理性。施特劳森的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康德学者，并成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或习惯而被保存下来。但否定康德论证的合理性不代表一种消极的拒斥，因为分析哲学家更在意的是用分析哲学的术语和逻辑来重建一个能够解释或支持康德观点的论证。
分析哲学对康德的兴趣不仅仅集中在对其理论哲学的研究上，也体现在了对于康德实践哲学的研究上。自1971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以来，英美学界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日益增长，这是因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康德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天活跃在英美哲学界的罗尔斯弟子，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康德专家。康德的义务论学说，作为三大伦理学形态之一，至今仍是分析哲学界的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领域的讨论热点。
然而，分析哲学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的。以充斥着分析哲学术语和论证方式出现的康德研究显得不再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康德研究。读者多半会质疑这是否还能算是康德研究，抑或仅仅是打着康德研究幌子的分析哲学论证。有些读者主张对伟大哲学家们做所谓以戴维森式的“宽容原则”为指导的解读，因此他们尤为倾向于质疑这种分析哲学方法的康德解读，在他们看来，首要的应当是文本解读，即关注康德本人说了些什么以及康德是怎么说的，而不是急着建立什么新的论证来评判康德哲学观点的对错。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就是哲学史。对于受过分析哲学系统训练的人而言，至今没有哲学论证能够表明哲学与哲学史是一回事，因此出于只能从论证来评判观点的角度，黑格尔的话至多只是个修辞性的夸张说法罢了。也许黑格尔想说的意思只不过是，为了做哲学，我们必须去穷尽和审视哲学史上的所有哲学理论；因为就像连分析哲学家们都承认的那样，康德哲学就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然而，分析哲学家们并不是否认研读哲学史的意义，只不过，他们认为，读哲学史也必须以对单个哲学家的论证梳理和重构作为其基础。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