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风采：
边缘的快乐，风景这边独好
——访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乔光辉老师
/张秀蓉 余光识
个人简介：
乔光辉，男，现为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艺术学博士后，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2000年6月分配之东南大学任教，主要研究元明清文学与艺术，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各类核心期刊约50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其专著《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古籍整理《瞿佑全集校注》分别获2008年、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与2012年入选江苏省第六期“五个一批” 人才。
东南大学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工科强校，如今，为了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学校在继续发展工科专业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文科专业。东南大学中文系源远流长，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中文学科也一度大师云集。其间，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以吴宓创办《学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而知名于海内外。如今，一批具有深厚国学知识和独特眼光的老师，在东大这个传统而深邃的土地上继续着前辈们的事业，他们一直在为东大中文的再度崛起默默奋斗着。今天，我们如约来到人文学院会议室，听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乔光辉老师细细讲述东大中文的那些有趣而不为人知的故事……
记：乔老师您好，东南大学作为传统工科强校现在正往综合性研究性大学迈进，作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东南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发展现状？
乔：说起东南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历史，张天来院长（注：人文学院副院长）可能会比我更深入了解一些，因为我是2000年5月来东南大学任教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中文系是极其灿烂辉煌的，陈中凡、王伯沆、吴梅、卢翼野、胡小石等大师先后在我校中文学科任教，以吴宓为领导的“学衡”派更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足迹。辉煌的中文学科历史因1952年院系调整而告终，东大文科迁移到南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复建过程极为艰辛。1996年始招收专科生，2000年始招收本科生，2004年始招收硕士生，2009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点获批，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学科博士点的建立。
一般情况下高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建立中文系最初是为工科服务的，通过开设 《大学语文》和一些人文素质课程来提升工科生的人文素养。我们一度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王步高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为全国“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获2002年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主持的东南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是2004年国家精品课程，获2005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但是当“大学语文”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确实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文系今后的道路该如何去走？选课的学生少了，老师也有了充足的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走以学科自强、以学科立系、以学科立人的道路，这样就实现了中文系以工科服务到学科自主的华丽转身。现在系里的老师们几乎都有自己的项目，相比于以前上公共课老师们照着讲义讲授而言，现在以学术引导学生，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融入教学反哺教学，从而收到了更好的教学成果。
面对历史，我们要走的道路极为漫长，也许，我们无法超越甚至恢复前辈的盛世经典，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中文系在如今东南大学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我们也有“边缘的快乐”。因为“边缘”，减少一些被关注的眼光，减少一些非议，从而让我们有了更宽广的自由与空间。坚信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中文系正像一株“羞答答的玫瑰”，在这个不太起眼的角落里“静悄悄地开”。我们相信，它会慢慢发展壮大，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记：在您的眼中，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乔：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应该是在人文性吧。文科学生在自身情感和人文品格方面要更加全面一些，表现为应对挫折的能力、调整自身情绪的能力、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以及与人之间交流的能力等等。工科学生在技术的某一领域比较拔尖，但是在遇到挫折、自身情感、人际交往方面往往会出现问题。有时候工科学生实践能力更强，技术上更为拔尖，但不善于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而文科学生更多富有人文关怀，他们懂得如何有效地调整自己。在这方面，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是可以互补的。
记：您认为工科背景的学生在关注或阅读人文方面著作的时候，常常缺乏一些主动性，并且对于有一些同学认为“读人文无用”，关于这点您怎么看？
乔：其实工科背景的学生在读到人文方面书籍的时候，确实往往会产生是否有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主要是对于人文学科的不了解造成的，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人。不同于工科的科学技术，可能在某一方面达到很高的造诣，但是人文学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是一个内化的东西。它教会人去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内化的东西，它是渗透到整个人的涵养与气质当中。所以这种用单方向的有用无用来评价是有失偏颇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立即看出有用无用。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在山里，人家告诉他可以带一些山上的石头回来，于是他就捡了几块到背篓里，等到他走下山发现，原来自己捡的那几块破石头都是玉石，他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没多捡一点。所以有时候，有用和无用并不是立刻就能衡量的，对于人文学科，更多的是渗透是熏陶，往往那些我们看来最没有用的东西，关键时刻却是最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短视的眼光来看待人文学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去了解人文学科，这样也能让人文学科的人文关怀得到更好的触及。
记：文言文记载与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对于当下大部分人阅读文言文的困难，对于这个现象您是怎么认为的？
乔：确实，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当时的口号是要“打倒孔家店”。但是对于文言文的抛弃，又让这一切变得过犹不及。今天我们使用简体字，好处是易于书写，易于认识，易于普及，但是同时也令我们丧失了直接阅读古文的能力。文字是一个民族传承的重要载体，有了文字，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做过什么，我们有过什么。世界上绝大部分民族最初的语言文字都消亡了，汉字作为最为古老的语言，记录着中华民族走过的曾经。民族语言文字的消亡会直接导致民族文化的消亡，这点突出表现的是越南。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认同感，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现状，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无障碍地读识文言文，因为古文的魅力是白话文无法取代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多么言简意赅而富有深意，即使用更多的白话文也无法描尽其中的妙意，毕竟有些东西翻译成白话文是无法展现出它的美感的。文言文的简洁、典雅，只能从文言文中来体会。
记：既然阅读人文书籍对提升人的精神层面如此重要，那么乔老师给那些工科背景的同学推荐一些书吧？
乔：工科背景的同学直接读古典文学名著可能有一些困难。首先是时间上的局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到这里面来钻研领略其中的美；二是由于缺乏一些训练和积累，理解欣赏还是存在一些困难的。因此在这里比较推荐经典名著导读一类的书，比如说南怀瑾老师的一些书，就写的很好，既能介绍传统文化，又比较易于理解，提升大家的兴趣。工科背景的同学可以在此种情况下，广泛涉猎，进行取舍，既能受到熏陶，也不至于实际中难于操作。
边缘的快乐，风景这边独好
——访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乔光辉老师
/张秀蓉 余光识
个人简介：
乔光辉，男，现为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艺术学博士后，兼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2000年6月分配之东南大学任教，主要研究元明清文学与艺术，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各类核心期刊约50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其专著《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古籍整理《瞿佑全集校注》分别获2008年、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与2012年入选江苏省第六期“五个一批” 人才。
东南大学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工科强校，如今，为了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学校在继续发展工科专业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文科专业。东南大学中文系源远流长，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中文学科也一度大师云集。其间，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以吴宓创办《学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而知名于海内外。如今，一批具有深厚国学知识和独特眼光的老师，在东大这个传统而深邃的土地上继续着前辈们的事业，他们一直在为东大中文的再度崛起默默奋斗着。今天，我们如约来到人文学院会议室，听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乔光辉老师细细讲述东大中文的那些有趣而不为人知的故事……
记：乔老师您好，东南大学作为传统工科强校现在正往综合性研究性大学迈进，作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东南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发展现状？
乔：说起东南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历史，张天来院长（注：人文学院副院长）可能会比我更深入了解一些，因为我是2000年5月来东南大学任教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中文系是极其灿烂辉煌的，陈中凡、王伯沆、吴梅、卢翼野、胡小石等大师先后在我校中文学科任教，以吴宓为领导的“学衡”派更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足迹。辉煌的中文学科历史因1952年院系调整而告终，东大文科迁移到南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复建过程极为艰辛。1996年始招收专科生，2000年始招收本科生，2004年始招收硕士生，2009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点获批，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学科博士点的建立。
一般情况下高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建立中文系最初是为工科服务的，通过开设 《大学语文》和一些人文素质课程来提升工科生的人文素养。我们一度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王步高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为全国“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获2002年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主持的东南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是2004年国家精品课程，获2005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但是当“大学语文”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确实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文系今后的道路该如何去走？选课的学生少了，老师也有了充足的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走以学科自强、以学科立系、以学科立人的道路，这样就实现了中文系以工科服务到学科自主的华丽转身。现在系里的老师们几乎都有自己的项目，相比于以前上公共课老师们照着讲义讲授而言，现在以学术引导学生，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融入教学反哺教学，从而收到了更好的教学成果。
面对历史，我们要走的道路极为漫长，也许，我们无法超越甚至恢复前辈的盛世经典，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中文系在如今东南大学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我们也有“边缘的快乐”。因为“边缘”，减少一些被关注的眼光，减少一些非议，从而让我们有了更宽广的自由与空间。坚信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中文系正像一株“羞答答的玫瑰”，在这个不太起眼的角落里“静悄悄地开”。我们相信，它会慢慢发展壮大，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记：在您的眼中，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乔：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应该是在人文性吧。文科学生在自身情感和人文品格方面要更加全面一些，表现为应对挫折的能力、调整自身情绪的能力、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以及与人之间交流的能力等等。工科学生在技术的某一领域比较拔尖，但是在遇到挫折、自身情感、人际交往方面往往会出现问题。有时候工科学生实践能力更强，技术上更为拔尖，但不善于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而文科学生更多富有人文关怀，他们懂得如何有效地调整自己。在这方面，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是可以互补的。
记：您认为工科背景的学生在关注或阅读人文方面著作的时候，常常缺乏一些主动性，并且对于有一些同学认为“读人文无用”，关于这点您怎么看？
乔：其实工科背景的学生在读到人文方面书籍的时候，确实往往会产生是否有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主要是对于人文学科的不了解造成的，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人。不同于工科的科学技术，可能在某一方面达到很高的造诣，但是人文学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是一个内化的东西。它教会人去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内化的东西，它是渗透到整个人的涵养与气质当中。所以这种用单方向的有用无用来评价是有失偏颇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立即看出有用无用。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在山里，人家告诉他可以带一些山上的石头回来，于是他就捡了几块到背篓里，等到他走下山发现，原来自己捡的那几块破石头都是玉石，他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没多捡一点。所以有时候，有用和无用并不是立刻就能衡量的，对于人文学科，更多的是渗透是熏陶，往往那些我们看来最没有用的东西，关键时刻却是最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短视的眼光来看待人文学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去了解人文学科，这样也能让人文学科的人文关怀得到更好的触及。
记：文言文记载与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对于当下大部分人阅读文言文的困难，对于这个现象您是怎么认为的？
乔：确实，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当时的口号是要“打倒孔家店”。但是对于文言文的抛弃，又让这一切变得过犹不及。今天我们使用简体字，好处是易于书写，易于认识，易于普及，但是同时也令我们丧失了直接阅读古文的能力。文字是一个民族传承的重要载体，有了文字，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做过什么，我们有过什么。世界上绝大部分民族最初的语言文字都消亡了，汉字作为最为古老的语言，记录着中华民族走过的曾经。民族语言文字的消亡会直接导致民族文化的消亡，这点突出表现的是越南。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认同感，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现状，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无障碍地读识文言文，因为古文的魅力是白话文无法取代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多么言简意赅而富有深意，即使用更多的白话文也无法描尽其中的妙意，毕竟有些东西翻译成白话文是无法展现出它的美感的。文言文的简洁、典雅，只能从文言文中来体会。
记：既然阅读人文书籍对提升人的精神层面如此重要，那么乔老师给那些工科背景的同学推荐一些书吧？
乔：工科背景的同学直接读古典文学名著可能有一些困难。首先是时间上的局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到这里面来钻研领略其中的美；二是由于缺乏一些训练和积累，理解欣赏还是存在一些困难的。因此在这里比较推荐经典名著导读一类的书，比如说南怀瑾老师的一些书，就写的很好，既能介绍传统文化，又比较易于理解，提升大家的兴趣。工科背景的同学可以在此种情况下，广泛涉猎，进行取舍，既能受到熏陶，也不至于实际中难于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