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的六朝风韵

刘占召

一六朝文教荟萃之地

东南大学建校于1902年，百年校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走进四牌楼校区，不论是粗大繁茂的梧桐树，还是大礼堂、老图书馆，随处可见那并不遥远的“民国风”。南京是六朝古都，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此。东南大学有哪些六朝的流风余韵，这值得我们去细细探寻。

六朝时期的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和古罗马城并称“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四牌楼校区所在地便是六朝宫苑台城，正是这座文化灿烂的城市的中心地区。六朝时期这里是文教荟萃之地，许多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便建在此地。正如中文系王步高教授在《东南大学校歌》中所称：“六朝松下听箫韶。齐梁遗韵在，太学令名标。”

黄龙二年（229）孙权下令设立都讲祭酒以培育贵族子弟，这是南京有国家高等教育的开端。永安元年（258），孙休设立学官，立五经博士，孙吴的官学体系开始健全。两晋之际，“五胡乱华”，北方士人大规模南迁，史称“永嘉南渡”。东晋建国之初，晋元帝接受王导的建议于建武元年（317）“置史官，立太学”，在战火纷飞之际矢志于汉民族文化的传承，对此《学衡》杂志作者、大史学家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给予了热情而崇高的称赞，认为王导是汉民族得以独立、汉文化得以延续的大功臣！刘宋元嘉十五年（438），文帝在鸡笼山开设4个单科性质的学馆，其中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四个学馆根据各自专业聚徒授业，生徒数百人，这是我国专科高校的先河。齐梁是南朝文化的高潮时期，王步高教授认为，我国最早的格律诗“永明体”、最早的文人词《江南弄》、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中国最具理论体系的文学评论名著《文心雕龙》都产生于此。当然，这里还诞生了世界教育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教材《千字文》。四牌楼校区这块神奇而伟大的土地，孕育着精彩绝伦的六朝文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萧衍（464-549），他在位50年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六朝文化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当时北方士人都认为萧梁是“正朔（正统）所在”。四牌楼校园的六朝松，相传为梁武帝亲手所植。这个传说的真伪，现今已经无从考证。但根据园林专家的推测，六朝松的树龄确实在千年以上。这棵古树虽经历千年雷劈、雪灾和白蚁的袭击，至今仍然枝叶葱翠，显示出神奇的生命力，成为东南大学接续六朝文脉、饱经沧桑而生生不息的象征。

二校名校训的题写来自于王羲之书法

东南大学很多题字来自于王羲之的书法。东晋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是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有着晋人独特的韵致和潇洒。王羲之的书法流传在后世的流传颇为离奇，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据说真迹尚埋藏在唐太宗的昭陵之中。保存王羲之书法真迹最主要的文献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为了表彰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的事迹，亲自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当时弘福寺怀仁和尚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4年完成了《集王羲之圣教序》。这幅作品虽然是后人集王字拼凑组合而成，但是点画气势和起落转侧都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遂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

现在东南大学的校徽是由我校艺术学院张道一教授设计，校徽中“东南大学”和“止于至善”八个字，均来自于《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另外，九龙湖校区的核心建筑“李文正图书馆”匾额的题字和《东南大学报》的报头题字都是如此。校名、校训、图书馆是东南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均来自王羲之书法，可见东大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审美追求。我国大学校名的题写多来自于毛主席的书法，北大、清华、南大、复旦、南开诸多名校莫不如此，东南大学以集字王羲之书法的方式题写校名，充分显示出对传统经典的尊重，也和南京这一六朝古都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相契合。

三中央大学师生的禊集雅聚

六朝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时代，中央大学时期中国文学系的学者非常重视六朝文学的研究，如黄侃、李详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研究，至今仍负有盛名。罗根泽、胡小石讲《文赋》、《文心雕龙》和陈延杰讲《诗品》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1928年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中还有“六朝文”、“六朝诗”、“陶谢诗”。1930年1月，宗白华发表论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宗教热情的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这篇文章空灵简洁，别具晋人的雅致和情怀，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给世人以热情和信心。

中央大学师生的六朝风韵，还表现为他们对六朝文士雅集赋诗风气的继承上。四牌楼校区有楼曰“群贤”，命名源自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群贤毕至”之意，寓意是人才济济、贤才辈出。上巳节（农历三月三日）是六朝时期特别流行的节日，此日有修禊的仪式，就是在河水中洗浴以祛除疾病和不祥。东晋名士喜欢在上巳节聚会写诗，王羲之《兰亭序》便是文士宴会时集体写诗汇编成册的序言。曲水流觞，群贤毕至，东晋名士的文采风流让后世文人仰慕不已。

中央大学的教师们沿袭了这一传统。据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忆黄季刚（侃）老师》中记载，中央大学教师曽组织过诗歌创作团体“禊社”，或称“上巳社”。1929年1月1日他们同游鸡鸣寺时创作了《豁蒙楼联句》，参加人员有陈伯弢、胡小石、王晓湘、王伯沆、汪辟疆、胡翔冬、黄侃。他们分韵唱和，每人轮流吟一句，既比试才华，又切磋诗艺。4月2日，他们又相聚玄武湖作诗，黄侃在日记中称有相聚兰亭之感。4月7日，他们共游石桥，4月21日和10月10日再游玄武湖，5月2日游苏州，都有联句诗创作。社团的核心人物是黄侃，1930年6月1日，《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刊登了“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936年黄侃去世时，《制言》杂志分别刊登“上巳诗社第一集”、“上巳诗社第二集”、“上巳社诗钞”来纪念黄侃。上巳社的参加者均为著名教授，开展诗歌唱歌活动比较久，在当时影响很大。

1922年9月吴梅来东南大学任教，在传授词曲理论的同时，教授学生填词谱曲，并重视词曲演唱。1924年春，吴梅与学生组织“潜社”，此后数年他们游玩唱和的作品分别印行刊发在《潜社词刊》和《潜社曲刊》上，词曲班上的同学有赵万里、王起、唐圭章、张世禄等十多人，他们吟咏的南京名胜有扫叶楼、多丽舫、明故宫、后湖（玄武湖）等地。据1937年印行的《潜社汇刊》中的《同人名录》记载，潜社成员共有70人，吴梅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词曲学者。

黄侃、吴梅组织的诗词曲的创作，接续了六朝文士宴集唱和的传统，当时全国都在响应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中央大学的师生却坚持创作和研究古体诗词，这种不盲从、不媚俗的理性精神和坚守品格值得世人尊敬。

四六朝文史研究中的民族文化反思

东南大学建立于近代国家面临瓜分、民族濒临危亡之际，自建校开始就担负着救亡图存、探寻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历史使命。1932年9月，罗家伦校长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说，强调“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欧风美雨的猛烈的冲击，如何理性的评价我国传统文化？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在哪里？这是东大学者一直追寻的话题，一些学者的六朝文史的研究中也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

史学大师柳诒徵（1880-1956）的研究可谓着其先鞭，他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分三编：第一编为远古至两汉时期，这是中国文化独立发展、定型的时期；第二编是东汉到明代，是印度佛教文化输入我国由抵牾转为融合的时期；第三编则是明代至民国，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政治渐次传入并与中国文化相激相荡而卒相合的时期。柳诒徵以宏阔的学术视野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源流，树立了学术研究的典范。他还努力培养学生，鼓励青年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20世纪60年代，吴宓在自编《年谱》时称：“南高师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在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弘道为第一人。”

六朝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初步发生影响的时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是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称。西域（尤其是敦煌）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窗口，佛教、音乐、绘画、器物是如何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并影响民众生活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如何吸纳佛教的精义而推陈出新？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大学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当时涌现出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1900-1966）和贺昌群（1903-1973），他们均擅长敦煌学和中外交通史研究。向达是柳诒徵的学生，曾在《学衡》上发表《龟兹苏抵婆琵琶七调考原》等文章，后来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贺昌群著有《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发表过《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重要论文，认为西域文化是中国内地和印度、波斯等几种文化的融合，通过研究西域可以寻求这几种古代文化交流的线索。

学衡派主将汤用彤（1893-1964）的佛教研究极富盛名，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汤用彤学贯中西，精通中、西和印度哲学思想，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的考察，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熠熠生辉。